起訴罪名起爭議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最高法定刑。前者是無期徒刑，而后者是死刑。因此，罪名的這一調整，意味著田文華可能最高被判無期徒刑，而非死刑。

　　據一份石家莊市檢察院的起訴書顯示，檢察院起訴田文華及其他4人涉嫌觸犯《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一百四十條。

　　《刑法》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即“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具體表述是“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

　　除了三鹿集團涉嫌單位犯罪之外，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田文華等人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也必須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起訴書顯示，田文華是在2008年9月17日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當時涉嫌的罪名還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而在庭審中，公訴人則主張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追究田文華等人的刑事責任。

　　“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與“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兩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最高法定刑。前者是無期徒刑，而后者是死刑。因此，罪名調整，意味著田文華可能接受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而非死刑。

　　對于此案罪名的調整，北京市康盛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興認為，庭審存在指控是否恰當的問題。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2008年8月1日是個分界線，此日期之前，田文華并不知道奶粉里含有三聚氰胺。而8月1日之后，是她知道有三聚氰胺有害物質存在后，仍繼續進行生產和銷售到市場，并對很多人造成了危害，這一行為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周光權解釋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證明標準更高，檢察機關應負擔更重的調查舉證責任”。

　　對此，北京市問天律師事務所張遠忠律師認為：“從此案來看，田文華犯罪的事實很清楚，不存在檢方更重的調查舉證責任，因為她在明明知道是有毒、有害物質之后，還進行生產、銷售，這對社會，對很多人已經造成了危害。”他說，檢方應該繼續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起訴田文華。但不管如何，自1997年“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體劃分到《刑法》后，田文華可能成為因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獲刑罰最高的第一人。

　　中國社科院法學專家劉仁文從法理的角度談到了其中的差別。他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故意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5萬元以上的行為。銷售金額200萬元以上的，可處15年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他認為，田文華被控以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起訴，個別媒體據此報道稱可能判死刑，這實際上并不準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生產者、銷售者故意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致人死亡或者對人體健康造成特別嚴重危害的，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除了承擔刑事責任，法律界一些人士還認為，田文華等人還應承擔對于奶粉事件中受害者的民事賠償責任。

　　對田文華的受審，不少人進行了反思。此前有鄭筱萸，現在有田文華，一樁樁在藥品和食品上的大案頻發，顯然不是對幾個官員判刑就能夠解決問題的，正是因為社會普遍存在著明顯的管理漏洞和缺陷，才導致了這類案件的頻繁發生。

　　需要進一步深究的是，當事件矛頭出現時，負有監督和檢驗責任的執法部門沒有及時介入調查，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機。當然，官員有錯，可以進行行政問責，但行政問責不能代替刑事問責。因此，當官員瀆職行為達到刑事問責的標準時，就必須啟動刑事問責，否則，不足以警誡官員勤勉從事，恪盡職守，刑事問責應當成為官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因此，田文華等人的受審只是三鹿奶粉事件庭審的序幕，下一步的庭審風暴應當刮向縱容、包庇、失職的監管官員們。(《法制周報》記者郭薇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