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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獨立”到“自治”、從恐怖組織到“人權斗士”，變的是臉孔，不變的是分裂祖國的險惡用心，還有他們背后那只若隱若現的黑手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葉海林發自北京 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那時已經在海外漂泊了整整20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42歲，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之后30年他自己的家鄉青海和鄰近的西藏自治區會發生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所謂“事業”則將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而那一年艾山·買合蘇木15歲，還呆在自己的新疆疏勒縣老家，20年后，這個蠻橫的少年以一種可恥的方式進入了中國歷史，而他永遠都沒有機會看到自己背叛了的祖國在30年后是什么樣子。

　　一個是西方世界熱捧的“活佛”和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一個是被國際刑警組織列入紅色通緝令的恐怖組織“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創辦人，他們都是威脅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分裂勢力的代表，他們還都得到了中國境外勢力的支持。

　　改革開放30年，和平穩定30年，但絕不是太平無事的30年。實際上，“東突”和“藏獨”變臉也變了30年，從“人民起義”到“圣戰”、從“獨立”到“自治”、從恐怖組織到“人權斗士”，變的是臉孔，不變的是分裂祖國的險惡用心，還有他們背后那只若隱若現的黑手。

　　“東突”轉戰境內外

　　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70年代末，新疆曾經保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和平與穩定。改革開放后，隨著國內外交流的加強，“泛突厥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再次從境外流入新疆，蟄伏多年的“東突”勢力試圖迷夢重溫。蘇軍侵阿戰爭的爆發，“圣戰”被鍍上了一層玫瑰色，暴力隨即成為那個時代的“東突”分子能夠設想的唯一選擇，艾山·買合蘇木等人便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成長起來的 “新一代東突領袖”。

　　20世紀80年代，“東突厥斯坦燎原黨”制造了“5·27”喀什武裝暴動，90年代以來，新疆連續發生了1990年“4·5”巴仁鄉反革命武裝暴亂；1996年沙雅“7·15”暴獄事件；1997年伊犁“2·5”打砸搶騷亂等一連串恐怖事件。一時間天山南北似乎變成了“東突”分子的戰場。然而，好景不長，在中國執法部門的嚴厲打擊下，先期從事恐怖活動的“東突”分子很快或被擊斃、或被抓捕、或逃亡海外。

　　1997年以后，“東突”分子在海外重新集結，得到“基地”組織的庇護，在阿富汗建立了若干訓練基地。這一時期新疆雖然恢復了和平與安寧，但暴力恐怖的陰云卻在阿富汗上空不斷凝結，對中國邊境地區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脅。2001年“9·11”之后，美軍攻打塔利班政權，“東突”分子被編入塔利班武裝驅趕到戰場上和美軍交手。

　　和其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區活動的許多外國武裝人員不同，“東突”分子根本不遵守自己的宗教習俗，筆者曾經前往巴基斯坦邊陲重鎮白沙瓦，即使是那里的思想極端保守的部族人員也語帶鄙夷地對筆者表示：“這些‘東突’分子喝酒、賭博、不禱告，根本不是穆斯林，更不是圣戰者。”

　　反恐戰爭后轉向“文斗”

　　“9·11”之后，為了避免成為全球反恐戰爭的眾矢之的，“東突”勢力逐漸開始強化文的一手，試圖淡化自己的恐怖組織色彩。

　　實際上，“東突”勢力一直分為兩大派別，一派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便逃往海外的老牌“東突”分子，大多藏匿在土耳其，以老伊薩為代表，得到了土耳其退役將領白根等人的支持，以“基金會”、“文化協會”的合法面目從事分裂活動；而另一派則是20世紀80年代后嶄露頭角的艾山·買合蘇木等暴力分子。

　　“武斗”派原本對“文斗”派并不怎么心懷敬意，但現在兵敗如山倒，只好向財力更足實力更大的后者尋求庇護，并且開始更注重博取西方支持。

　　于是“東突”勢力頻頻在國際舞臺上亮相，企圖將中國反“東突”從國際反恐斗爭中剝離出來，不但在美國成立了所謂“東突流亡政府”，企圖把熱比婭打造成“又一個達賴”，還在大本營土耳其頻繁作秀，最主要的一招就是糾集一伙人到中國駐土外交代表機構門前示威。

　　筆者便曾親身經歷了數次這樣的“抗議”活動，幾十個老弱病殘猥集在使館門前，揮舞著幾面藍色的“東突”旗，叫喊口號。一位曾在中國駐土耳其使館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向筆者介紹說，“這些人時不時來鬧事，鬧騰上個把小時后，跑到餐館大吃一頓，再從組織者手中領上一點現金便作鳥獸散。”

　　迎合西方的香格里拉情結

　　和“東突”的暴力恐怖比起來，“藏獨”集團由于有了達賴這件漂亮的外衣，顯得“溫和”許多。然而，“藏獨”勢力并不是一開始就鼓吹非暴力的。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和資助下，“藏獨”勢力曾接連不斷地招募訓練武裝人員向西藏滲透，從事暴力活動。這一套招數玩了幾十年，中央情報局失去了興趣，達賴集團也換了主張。達蘭薩拉發現原來達賴喇嘛的那身袈裟和那副眼鏡，比辛辛苦苦訓練出的武裝分子，更能煽動西藏境內的少數僧眾，也更能迎合大多數西方民眾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情結。

　　幾十年來，年歲漸長的達賴幾乎走遍了全世界，每到一處，他都既與“要人”交往，又向普通民眾“布道”。一位練瑜伽的美國朋友曾對筆者說：“在我死之前一定要去印度見一次達賴。”像她這樣的西方人不在少數。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蒙藏委員會”前任委員長張駿逸這樣評價達賴喇嘛：他“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游說布道，雖然他每次演說的內容大同小異，可每每座無虛席，盛況空前。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卻都被筆錄成書，一版再版，充斥西方的書市”。

　　達賴妄圖“談出個獨立來”

　　有了達賴這個“金字”招牌，“藏獨”集團一直以來就慣用軟硬兩手，即不放棄使用暴力，也不關閉和中央接觸的大門，能賴則賴，癡人說夢地企圖和中央“談出個獨立來”。

　　1979年改革開放啟動，中央對達賴政策也進行了一定調整，雙方自1959年達賴出逃以來的首次接觸便始于該年。從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在中央政府的邀請下，達賴喇嘛先后派出了三批參觀團和兩批親屬回國參觀，雙方的接觸逐步增加，趨勢一直持續到1987年。

　　1987年，不滿于雙方接觸進程緩慢的達賴集團開始頻繁制造事端。

　　達賴集團一方面炮制了所謂“五點計劃”和“斯特拉斯堡七點新建議”，同時，從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共在拉薩挑起18次示威騷亂。1989年北京發生政治風波、1991年蘇聯解體，達賴集團以為中國政府極可能無法應對種種復雜的局面與挑戰，于是公然倒向西方社會。

　　直到21世紀初年，達賴的健康每況愈下，他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后事，重新提出了與中央政府的和談要求。自2002年至今，達賴已派遣特使與中央政府舉行了6次談判。然而，達賴集團始終沒有放棄變相“藏獨”的所謂“中間道路”主張，這是談判失敗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激進的“藏獨”分子開始對達賴路線表示不滿，認為這種“和談”并無助于推進“藏獨”。于是，就在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西藏發生了“3·14”騷亂。為了脅迫盡量多的僧眾參加暴亂，“藏獨”集團進行了周密的準備，一位喇嘛事后回憶說：“我們的廟里來了一些從印度來的喇嘛，是達賴的‘代表’，他們要我們上街，我們不想去，他們就破口大罵。”

　　事實上，今后西藏分裂勢力將采取何種宗旨與措施？“藏獨”集團在國外到底積累了何種潛在能量？至今依然是個未知數。

　　中國下一步的反分裂斗爭，既要應對有形的達賴集團、“東突”分子，反擊他們的文武兩手，而且，如何應對他們背后“無形的手”也是一個重大挑戰。(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反恐專家)

　　【策】不要指望西方人完全理解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如何破解分裂勢力的“暴力”和所謂“非暴力”的兩副面孔？從國際層面而言，西方為何容易被一些中國的分裂勢力蒙騙？從國內層面而言，反分裂斗爭與民族政策的關系究竟是如何相輔相成的？

　　李偉(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

　　分裂勢力、恐怖勢力都是一體兩面，我一直把“世界維吾爾大會”和“東突”視為一體，只是它們的表現形態一個是從政治層面活動，一個是從武裝層面活動。

　　當前的反分裂、反恐怖工作，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把它們所從事的恐怖活動，以及它們之間聯系的證據實實在在地找出來，并把這些證據公之于眾。這個工作有一定的難度，恐怖分子的活動十分隱蔽，并且很多活動是在境外進行，這給我們收集證據增加了很大的難度。

　　史安斌(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我們的民族政策可以納入到“文化中國”的內涵中來。以美國為例，它也對少數民族有很多優惠政策，但這不作為官方行政的層面，而是作為社會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這樣的做法是基于人的平等價值，效果會更好些。

　　在民族政策的對外宣傳上，要有“文化中國”的思維，而不要過度強調“地理中國”。我們在國內宣傳的這一套，西方人是聽不明白的。達賴的做法就是把自己包裝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中國反達賴，反分裂，但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成了反民主、反自由。

　　我們不要指望西方人能理解我們的反分裂，不要指望西方人能完全聽我們的，因為西方人的反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因此，這需要我們自己變，用西方人能夠接受的話，闡釋我們的民族政策。當然，我們的立場不能變，變的只是說話的方式。

　　馬大正(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員)：

　　光靠改善生活不能解決民族問題。政治認同的基礎是文化的認同，沒有文化認同，政治認同是短暫的，不穩固的。所以民族政策在文化上多下功夫是必要的。要讓大家更深刻感受到，盡管信仰不完全一樣，文化背景不完全一樣，但是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基礎，那就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其實就是文化的凝聚力，政治的凝聚力往往帶有強制性，而文化的凝聚力才是發自內心。但如何從文化上入手，這需要研究和探討。(本報記者 梁輝/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