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8”講話給下一步的改革開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中國，距離2021年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還有13年，距離2049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還有41年。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同志堅定而清晰地描繪出建黨和建國兩個“100周年”時的偉大目標，并特別強調：“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

　　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引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高度擁護和積極響應。這對正邁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來說，其意義已遠遠超越“溫故”的視角，它既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歷史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是對指導思想的恪守與踐行，對發展理念的繼承與發揚，更指明了未來的發展方向，意味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更加堅定穩妥地向前推進。

　　理性看待改革中的各種爭議

　　“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將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目標提升到建黨100周年，并且與2050年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對接，層次更清晰了，定位更加準確，對于鼓舞民心、凝聚調動各方面力量有著積極意義”，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謝春濤教授認為，“1218”講話站位高，現實針對性強，“不僅對改革開放30年經驗做了更加全面、準確、深刻的總結梳理，而且將改革開放進程中仍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也通過總結經驗的方式提了出來。講話表示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這反映通過30年改革開放，我們底氣更足了，對認定的道路更加堅定不移。”

　　剛剛從浙江、上海、湖北等地考察回來的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各地對于“12·18”講話非常關注，可以明顯感受到各地由此生發的向心力、凝聚力。

　　“12·18”講話引起高度擁護和認同是因為，一方面，改革進入新階段后，其艱巨性、復雜性、系統性和風險性隨之大大增強，對這些新矛盾、新問題的出現，社會上仍有不同理解和模糊認識。

　　另一方面，長期從事經濟理論與實踐研究的經濟學家常修澤教授分析說，中國獨特的漸進式改革方式符合中國國情，其問題則在于，新舊兩種體制相持的時間相對長，那些從兩種體制并存中得到好處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會與傳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成為影響改革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的力量。

　　因此，中國今后的改革開放將沿著怎樣的方向推進，如何推進，成為各方討論甚至爭議的焦點。“12·18”講話正是用總結的方式肯定了改革的巨大成就，進一步澄清模糊認識，進一步堅定了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決心和信心。

　　“改革必然會面臨來自方方面面的爭議”，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劉春分析，掌控改革節奏和進程的決策者必然會“兩面作戰”，一方面要對預期目標較高的人們進行不斷的說服與溝通，另一方面，也要與相對保守的人們進行反復的協商，“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克服各種各樣的干擾，從而尋求健康、科學的發展路徑。”

　　“關鍵在于，如何能夠在協商、溝通中，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的力量，盡量減弱來自不同方向的摩擦或干擾”，在劉春看來，“12·18”講話對于改革開放的規律性特點進行了理性、到位的解讀，有助于我們以理性、健康的態度看待各種不同的爭議，而這也正是改革開放能夠取得成功的保障之一。

　　“對于各種爭議，中央堅持正面引導，正面強調，其節奏和度把握得很好”，劉春認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很好地解決了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和解放思想之間的辯證關系。

　　常修澤具體分析說，“不動搖”就是要堅定改革開放的方向，排除來自不同方向的干擾。“改革的重要方面，不是苦于改革的激化，而是苦于改革的不到位。由于改革的不到位，產生了諸多轉軌過程中的問題，群眾對此有意見。而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是群眾對改革的方向不滿意，而是對改革的不到位和某些改革中的變形、走樣不滿意”，因此，中國的改革“雖然有待進一步完善，但是，這一基本方向是不可動搖的”。

　　“不懈怠”，是要保持一種昂揚向上、迎難而上、求真務實、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

　　而在當前國內國際形勢下強調“不折騰”，常修澤認為，這對于推動改革開放健康穩定發展則有著更為實際的意義，一方面要繼續鞏固與發展改革開放30年來的成果，另一方面，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與國內一些深層積累的體制矛盾相互交織，只有“不折騰”，才能夠確保中國的發展能夠不偏離科學之軌。

　　“民心思穩，‘不折騰’正是人心所向”，常修澤說。

　　新挑戰來自國內國外兩方面

　　談及下一步改革，多位受訪者都認為，中國的改革將開始“啃”最硬的“骨頭”，這其中既受基本國情制約，也有因改革亟須進一步完善提出的新挑戰；既有國內發展形勢的需要，也有適應全球化的新要求。

　　從國內來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范恒山認為，目前仍存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發展方式粗放；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發展協調性不強；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較大，發展基礎不穩固等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

　　而他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都直接或間接與體制機制不完善相關聯。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基本建立，但距離改革的目標仍有很大的差距：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規范的公司制改造任務還遠未完成，非公有經濟發展仍面臨著許多規制性障礙；市場體系特別是要素市場發育還不完備，維護誠實守信和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和秩序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職能轉變仍未到位，政企、政事、政資不分的狀況在一些地方比較嚴重；宏觀調控體系還不完善；經濟調節與法制管理仍顯薄弱；部分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懸殊，有效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還沒有形成，等等。

　　“這些新問題新挑戰的產生恰恰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今后真正的挑戰就是怎么樣對改革進行改革，即深化改革的問題”，劉春認為，今后面臨的矛盾不僅包括新體制和老體制之間的矛盾、新體制利益結構和老體制利益結構之間的矛盾，也包括新體制與新體制、新利益結構與新利益結構之間的矛盾，“改革的挑戰將會更大，需要改革者以更大的勇氣來改革自身。”

　　另一方面，進入新階段之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與全球開放相聯系，中國也在不斷改革完善經濟運行機制，尋求與國際規則接軌，因此，中國下一步的改革開放的路要怎么走，是需要用世界的眼光加以分析。

　　“改革開放的30年，我們主要解決了打開門、邁出步的問題，下一步就要真正適應和融入經濟全球化、市場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中了”，劉春分析，“如今已經不能脫離世界來看中國了，需要不斷轉變觀念，增強能力。”

　　范恒山認為，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進程，建立起與世界通行做法相銜接的規則與制度，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國際市場，更多地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們又需要建立起有利于提升國際競爭力和有效防范開放風險的、富有特色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抵御外部勢力侵蝕，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使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行使優先權利。

　　“中國改革正進入最艱難的攻堅階段，一些高風險的改革將進入實質性操作”，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常欣告訴記者，30年來中國在改革的過程中，強調“穩定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由于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避免了不少國家遭遇的轉軌型衰退和劇烈的社會震蕩，而在今后推進改革的過程中，還需在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保持社會穩定方面下功夫。

　　下一步改革的新空間

　　“12·18講話中的新的提法多，體系開放”，采訪中，謝春濤分析說，“講話給下一步的改革開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講話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之所以不用‘模式’的說法，是因為只有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發展理論、體制機制才會基本定型，現在仍在探索過程中。在這一過程中，盡管總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發展道路，以及改革開放30年的寶貴經驗，但這一體系仍未定型，是開放的”，在謝春濤看來，這正是決策層的一種清醒的認識。

　　在采訪中，下一步要“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成為多位研究者的共識，而這實際上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交叉點。

　　劉春認為，在這一領域的改革前30年已經邁了一大步，今后發展的空間很大。“構建和諧社會和解決民生問題將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動力。因為搞社會主義民主不是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理想世界，而是為了真正解決中國人的生存、發展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民生的理解有多深，對于社會主義民主的推動力就有多大”。

　　另一方面，劉春提出，在改革開放的推進過程中，要提高黨和政府對社會的組織能力、協調能力和動員能力。“隨著改革深入的推進，利益結構處于分化、組合的急劇變化中，能夠在法制的軌道上，有效地實現社會組織、社會動員和社會協調，關系重大。而現在我們體制中的某些環節仍存在著效率低、主動性不夠、反應滯后的問題，導致社會組織、協調能力不到位，信息閉塞，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的隱患”。

　　而改革開放的落腳點和出發點則是“發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常修澤看來，進入新階段之后“共享”需要從原來的“物質需求”拓展到更廣闊的層面和更高的境界，即：共享改革發展的物質成果、精神成果、社會成果、政治成果四個方面。“視野要更寬一些，由單項的、低層次的共享，逐步走向多項的、高層次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