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被收入小學課本的南京長江大橋，通車24年后，第一次在燈桿上掛起了廣告。然而不到一個月，廣告被強行拆下。這座凝聚了幾代中國人民族感情的“政治橋”，到底可不可以承載廣告？

　　1992年年底，這道難題擺在南京市市民面前。

　　有關部門在為南京長江大橋能不能做廣告“扯皮”。這事兒偶爾被中國青年報社駐江蘇記者郁進東聽了“一耳朵”。記者天生就愛管“扯皮的事”，更何況，這事關系到“南京的名片”——南京長江大橋。

　　南京人對南京長江大橋的感情比多數國人更甚。整整10年修建的歷史中，途經蘇聯專家撤走、三年自然災害等天災人禍，大橋在修修停停中，直到1968年才完全由中國人民自力更生建成。通車第一天，數十萬南京市民涌向橋頭慶祝，僅“擠掉的鞋子，就裝了兩卡車”。

　　大橋刻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4座橋頭堡上都佇立著巨大的三面紅旗，代表著：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堡身上鑲嵌著巨幅毛主席語錄。堡前端立著4尊十余米高的工農兵雕像。

　　然而就是這座“神圣的橋”，突然飄來一股濃郁的“銅臭味兒”。郁進東冒著寒風，采訪大橋管理處。管理處一肚子苦水：大橋老了，維修費要幾千萬元，可他們的辦公經費每年只有60萬元。召開職工大會，大伙一致認為要發展廣告業，“以橋養橋”。廣告商也早就迫不及待地排著大隊等著上面開“綠燈”，可報告打到9個部門，就是沒有下文。

　　1992年11月25日，大橋管理處“擅自”把“高溝大曲”的廣告牌掛上南引橋40根玉蘭燈柱。這是廣告第一次登上這座大橋。

　　旋即，南京市公安交警部門找上門來，勒令：“大橋做廣告影響安全，必須在一個月內拆下。”

　　不到一個月，一塊塊廣告牌被拆下扔到了倉庫。兩個部門的拉鋸戰隨之愈演愈烈。心急如焚的大橋管理處處長上書南京副市長，聲稱：春節前，如果此事還不解決，他們將把廣告牌重新掛上，“任何人都不許拆”。

　　次年2月4日，這事終于鬧到了市政府的會上。一位副市長表示，在改革開放的大形勢下，南京長江大橋可以承載廣告，但廣告的范圍和內容要有所限制。

　　《中國青年報》隨即在1993年2月5日的頭版頭條，刊發了郁進東采寫的《南京長江大橋能不能做廣告》。此文迅速被各大媒體轉載，郁進東收到了“雪花般的讀者來信”。他還被邀請到南京一家電臺演播廳做“熱線”。一篇報道讓整個南京市陷入了熱烈的討論。

　　其實，類似的爭議以前也曾在南京出現過：1984年國慶，中國第一個大型微機控制翻轉廣告系統在南京鼓樓啟用，該系統顯示面積為16平方米，能存儲90多幅圖像，是國內第一塊電子廣告牌。

　　然而在南京長江大橋的問題上，沒人敢“吃螃蟹”。在廣告人眼里，這座大橋是“市場經濟最后的一塊堡壘”。

　　郁進東在參與“熱線”節目時，有市民打進電話說：“花花綠綠的廣告，掛在莊嚴的大橋上，太不嚴肅。”更有市民質問：“中國人曾為這座大橋抵制了強大的外部壓力，為什么抵制不了廣告的壓力？”

　　但針鋒相對的觀點也有。有市民認為：“大橋多年來被政治光環壓得喘不過氣來，該透口氣了。”

　　更為尖銳的聲音是：“昨天的東西今天是碑，今天的東西明天是碑，若干年以后，我們是不是人人都要抱著碑過日子，最后，我們自己也成了碑？”

　　討論在南京市持續了幾天。最終在市政府的反復協調下，40多塊“高溝大曲”廣告牌，重新登上了大橋的燈箱。

　　2月10日，《中國青年報》再次刊發《南京長江大橋綠燈》。報道稱，這場爭論總算平息下來。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廣告商并沒有大獲全勝，按照新規定：長江大橋的所有燈桿只能隔一個做一個廣告。有人戲稱“市場經濟只勝了‘一半’”。

　　然而這種局面維持了不到兩年，數不勝數的廣告牌，就將這座大橋上的“三面紅旗”和“工農兵雕塑”圍得水泄不通。廣告徹底“拿下”了這座大橋。

　　但緊接著批評之聲再起。有市民呼吁：廣告成了大橋上一道嚴重的“視覺污染線”，請還長江大橋原有的歷史風貌！

　　許多南京人此時終于意識到，過去的那場爭論其實一直沒有結束：有關南京長江大橋的歷史與現實之爭，政治與利益之爭今后還會繼續下去。

　　2008年12月8日，郁進東人在寧波，接受記者千里之外有關那場爭論的電話采訪時，突然把手機朝向大海，問：“聽到波濤聲了嗎？”

　　不知他是否在暗示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注定會像洶涌的波濤一樣，始終將伴隨著潮漲潮落？

　　2006年，南京市容局又一次大規模地拆除了南京長江大橋上的廣告，255塊燈箱廣告全部被拆。有市民感慨：“這才是老百姓心中真正的南京長江大橋。”

　　然而2007年，這座大橋的燈柱上又掛上了旗幟形狀的“錦湖輪胎”廣告。無風時，廣告低垂著頭，有市民戲稱：“像掛了好多尿布。”

　　如今，這座大橋每天擁堵著川流不息的車流和人流，車道顯得更窄了。這座人們記憶中“雄偉壯麗”的大橋，早已變得不堪重負。(從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