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日持久的西門子全球行賄案，終于在12月15日在美國和慕尼黑告一段落。美國司法部當天宣布，西門子股份公司及其3個子公司(委內瑞拉、阿根廷及孟加拉國公司)對自身的腐敗行為皆予認罪。西門子同意支付合計4.5億美元用于刑事罰款。而加上西門子同時接受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和德國監管當局對其的罰金，總處罰金額達到13.45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腐敗類案件中，單家公司支付的最高金額罰款。(中新社12月16日)

　　出于新聞傳播接近性的考慮，各網站在轉載這則新聞時紛紛以“西門子在華行賄曝光，涉及10億美元列車項目”為題。對于跨國公司在華行賄的新聞，近幾年來我們時有耳聞。2005年5月，美國司法部披露了美國德普在華行賄事件；2005年12月，云南省經貿廳原黨組書記彭木裕因接受沃爾瑪昆明公司的10萬元賄賂，被判刑5年。2007年年末，朗訊在華行賄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輿論直指朗訊受罰、受賄者為何還能逍遙法外。尷尬中，反腐的新課題又擺在了國人面前。

　　每一起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案的曝光都會引起網民熱議。一方面，網民震怒于每一起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案的曝光都是在國外媒體報道后國人才知曉；另一方面，網民驚訝于媒體都在大張旗鼓地報道跨國公司被罰，而對受賄一方被處理的報道卻悄無聲息。這兩條規律已經可以普遍適用于幾乎每一起跨國公司在華行賄案的解讀中。

　　這次西門子全球行賄案稍有不同，它至少說明了跨國公司的行賄手段不僅僅在中國適用。如果細心一點會發現，西門子的行賄行為雖然是世界范圍的，但主要集中在不發達國家，比如委內瑞拉、阿根廷、孟加拉國以及中國。一般而言，越是不發達國家，社會監控的反腐體系就越不完善，政府官員擴權尋租就越有可能發生。在這樣的環境里，“特殊的溝通形式”往往更有實效，這也是跨國公司被“本土化”的客觀原因之一。在評價跨國公司在華行賄的問題上，我們很容易往制度缺陷上靠。而規范一個社會的武器有兩種，一種是法律，一種是文化，西諺云“文化是制度之母”，很多時候，文化的力量更甚于制度的約束。

　　“賄賂幾乎成為西門子一些子公司的標準運作程序。”美國司法部代理助理部長馬修·弗里德里克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手提“裝滿現金的手提箱”行賄成為一些西門子雇員“屢試不爽的方式”。這樣的方式并沒有出現在發達國家，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跨國公司一方面熟悉這些不發達國家的法律漏洞，另一方面也深知這些國家里潛規則盛行的文化環境，而惡性文化環境的破壞力要遠遠大于制度層面的缺陷。

　　嚴厲打擊“洋腐敗”已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不發達國家所必須面對的嚴峻現實。除了完善法制環境，盡快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制訂中國的《反腐敗法》以進行制度約束以外，如何營造一個健康的商業文化環境，從軟環境方面遏制跨國公司的行賄行為，顯然也是一個重大課題。(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