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鄧小平講話了

　　1980年3月，萬里從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任上，調國務院任副總理。剛到北京，迎接他的是《農村工作通訊》上接連發表的兩篇文章——《分田單干必須糾正》、《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對包產到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來頭都不小，負面影響很大。

　　在那一時期，許多省的機關報上，也都刊發了對安徽各種責難的言論文章，一篇篇檄文充滿了批判的色彩。

　　湖南：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新時期階級斗爭的新動向……

　　湖北：緊緊扎起社會主義籬笆，絕不讓安徽資本主義毒液蔓延……

　　在與安徽省交界的一些省份，田間、高崗、路口掛滿了抵制標語。有人還用高音喇叭不斷向安徽這邊廣播稱“堅決反對復辟倒退”。

　　萬里交待張廣友、吳象寫文章反駁，并特別說明，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文章很快寫好了，題目是《聯系產量責任制好處多》，萬里看后，建議以安徽省委農工部名義在《安徽日報》發表。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剛走，安徽就迅速進入了一場“倒春寒”。

　　繼任省委第一書記在幾天后的蚌埠會議上，特別討論了文章的去留后決定，此文不宜在《安徽日報》發表，更不宜用省委農工部的名義發表。

　　這是一個信號，安徽的形勢陡然緊張起來。王郁昭回憶：“從1980年3月8月，安徽省委連續在蚌埠、蕪湖、巢湖和合肥召開4次會議，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起猛烈沖擊，搞得人們特別是在縣以上干部中思想混亂，惶恐不安，普遍擔心又要反復折騰。”

　　在蚌埠會上，繼任第一書記的一番話很有代表性，他說：“列寧在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斗爭時，曾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只顧眼前利益，主張運動就是一切，主義是微不足道的，為了一個戈比而斗爭。包產到戶雖然能增產，但不是我們的方向，對老百姓來說情有可原，對我們縣以上干部來說，頭腦要清醒，不能只顧眼前利益，犯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錯誤。”

　　王郁昭的脊背一陣陣發涼。這不擺明了在說包產到戶是機會主義是修正主義嘛？

　　許多人腦海里一團亂麻。省內各地農村形勢急轉直下，驟然變冷，有的縣急令不許搞包產到戶，搞了的要限期收回。除了滁縣這個“孤島”，安徽其他各地幾乎都在向后轉。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鄧小平終于講話了。

　　1980年4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為中央即將召開的編制長期規劃會，召集了杜潤生等人開會。談到糧食問題，杜發言說：“貧困地區要調那么多糧食救濟……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

　　姚依林點頭稱是，遂到鄧小平處匯報，胡耀邦、萬里都在座。

　　鄧小平聽了姚依林轉述的關于讓貧困地區包產到戶的建議，立刻表態：“我贊成依林同志剛才的意見。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西北、貴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

　　這是鄧小平首次公開表態贊成包產到戶。姚依林立刻就回到會上傳達，但是叮囑大家不登報、不上文件。

　　一個月后，鄧小平的態度就更加明朗了。5月31日，他約見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很自然地就提到了安徽的鳳陽和肥西，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過了幾天，鄧小平又和杜潤生提起了這個話頭：“看來我們農村經濟的形式可以多樣化一點，像貧困區過去不是有個包產到戶嗎，可以試試嘛！將來還可以改，先吃飽飯要緊。”

　　鄧小平這幾番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講話，很快就以《關于農村政策問題》內部談話稿的方式下發到一定范圍征求各地意見。王郁昭拿到講話后心頭一振，鄧小平明確贊揚了肥西，贊揚了鳳陽，我們沒有錯！

　　有一個細節應該特別一提，今天，幾乎所有的史書上都記載說，鄧小平是在1980年夏天才對包產到戶正式表態的。但是，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回憶說：“1979年7月，我父親去了安徽，登上了黃山。他聽完了萬里的匯報后說：你就這么干下去，實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計使農民富起來。萬里心里有了底。”

　　如此說來，鄧小平對安徽的局勢、對萬里的做法，在1979年夏天就已經給予了充分肯定。

　　還有一個細節也應該記錄下來，也是在1979年的夏天，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萬里找陳云談安徽的農業，陳云說：“對安徽我舉雙手贊成。”

　　1980年6月，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在陜西米脂縣孟家坪考察，發現了這里的專業承包的責任制很有意義。于是他給中央寫信，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多色多樣，目前全國不論什么地方，群眾選擇什么就算什么，不搞包產到戶也可以不搞，但搞了的就不要再反對。他在信中寫道：“為了不失時機地把今年農業生產抓好，我認為當前對生產責任制的各種形式，應當穩定下來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產上去，不要變來變去，錯過時機。”

　　杜潤生向當時的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建議，將此信轉發全黨。胡耀邦采納了這個建議。這表達了中央對包產到戶政策進一步放寬的信息。

　　十二、陽關道與獨木橋

　　進入20世紀80年代，由于中央文件開的口子慢慢變大，更由于地方官員們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貴州、內蒙古、山東、河南、廣東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包產到戶的實踐。

　　在貴州，1979年底已經有10%的生產隊自發實行了包產到戶，省委遂派員去糾偏，結果，糾偏的隊減了產，沒有糾偏的隊增了產。省委這才下決心，大范圍搞包產到戶。可依然有些省里的領導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規定。

　　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不客氣地說：“既然中央派你在貴州做領導，就要敢于從貴州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作出決定，要結合貴州實際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說了才辦，還要我們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個識字的中學生，在貴陽市大十字街口擺張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

　　到1980年底，貴州全省實行包產到戶的社隊已經接近80%。

　　1979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周惠給中央寫報告，請中央同意自治區把土地借給農民耕種，沒有得到批準。周惠就變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給農民“口糧田”。這是與安徽同步在內蒙古農村農民自發進行的變相包產到戶，把集體的土地以口糧田的形式轉包給農民耕種。

　　杜潤生問李先念副總理：“中央對這種模式是不是可以認可？”

　　李先念考慮了好一會兒回答說：“如果是為了救荒，搞口糧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產到戶。”

　　周惠，后來被胡耀邦稱為“中國最先搞包產到戶的三個省委書記之一”。

　　在廣東的湛江、惠州等地，包產到戶在1979年就出現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經有10%的生產隊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組下去糾偏，可越糾越多。省農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識到，糾不過來不如順著辦，省委書記習仲勛亦表態堅決支持。偷著包就變成了明著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經有40%的大田實行了包產到戶。

　　但是，在北京，由于中央高層對包產到戶贊成或反對的力量依然沒有分出高下，更由于包產到戶這個早已被毛澤東嚴厲批評過并被牢牢戴上“資”姓帽子的東西，實在名聲太壞，在當時農業部、水利部等重要農口管理機構或是中央級的重要媒體上，聲討、反對包產到戶的聲音遠遠蓋過了擁護的聲音。在省委書記一層，這種分歧則更加明顯。

　　萬里回憶說——

　　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進了書記處，分工管農業，這個難題可大了……從整個農村工作來看，農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區行動比較快，但是，上層領導機關基本上還是推行農業學大寨的那一套，對農村改革，特別是對包產到戶，抵觸情緒很大。我分管農業，依靠原來這套機器來開展工作怎么行呢，還有不少省的領導思想也不通。

　　萬里找到總書記胡耀邦，他對胡耀邦說：“中央決定中規定不要包產到戶，我們支持農民的正當要求，會始終被看作違紀違法，這樣不行啊！是不是先開一次省委書記會，大家通通思想？”

　　多年后，吳象深情地回憶起胡耀邦與萬里的摯交。吳象說：他們都是豪爽真誠的人，胡耀邦原來見萬里大大咧咧，心想這個山東硬漢一定是舉重若輕，不會有什么難倒他的事，后來才了解還有這么一道“緊箍咒”。

　　胡耀邦完全贊成萬里的提議，并立即表示要從各個方面同他一起解決這個“違紀違法”的難題。

　　萬里舉目四望，他發現，他能找到的同盟者只有杜潤生，他請杜潤生來主持起草會議文件，并對文件作解釋和說明。

　　萬里對杜說：“一定要把原來中央決定中的‘不要包產到戶’改為‘可以包產到戶’，最好是‘支持包產到戶’。”

　　但這只是一廂情愿。

　　杜潤生為會議親自起草文件。草稿中寫道：“要盡快建立農業生產的責任制，不論任何地方都要有責任制，責任制形式則要因地制宜，要遵從群眾意愿，不禁止自愿選擇家庭承包。”

　　草稿在農委會議上討論，參加的有楊立功(時任農林部部長)、錢正英(時任水電部部長)、陳國棟(時任商業部部長)等。但是杜潤生怎么也沒想到，絕大多數人都不同意他的稿子，都反對“只要群眾要求就允許包產到戶”這條原則，提出：只能“劃一個界限，貧困區可以，其他地區明確不準包產到戶”。

　　會議記錄交由萬里審閱，萬里慨嘆，除了杜潤生，整個國家農委都反對包產到戶。

　　第一書記座談會還是如期召開了。無論是萬里還是杜潤生，都預感到這個會一定不平靜。會議由胡耀邦主持，華國鋒到會。

　　文件討論稿被杜潤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依然闡明：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眾的選擇。

　　在座談會上，杜潤生對此作解釋說明：“現在群眾樂于接受公有土地、家庭承包。有的是聯產計酬，有的是大包干，有的實行專業承包或小組承包。這么多的形式，今后應聽任群眾自由選擇。”

　　農委副主任張平化緊接著發言說：“文件經過農委討論，但潤生同志的講話農委沒有討論。”

　　分歧立刻顯現出來，繼而變得更加白熱化。

　　發言反對包產到戶的有福建、江蘇、黑龍江幾省的省委書記，支持的有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周惠、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楊易辰時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他發言說，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一搞包產到戶，機械化發展就受影響，生產成了大問題，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光大道，不能退出。

　　池必卿立刻插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爭論針鋒相對。

　　杜潤生在會下征求北京、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吉林、遼寧、山西、河北等地區領導人的意見，他們都認為三中全會以來集體化取得了偉大勝利，有錯誤已經糾正了。“所以一定要在貧困地區設個‘閘門’，以免包產到戶自由蔓延”。

　　杜潤生回憶說：“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戰斗過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在會議休息時間特別拉住我說，包產到戶，關系晚節，我們有意見不能不提，留個記錄也好。”

　　杜潤生只有無奈地苦笑。

　　會議在這樣的交鋒和矛盾中尷尬地結束。杜潤生還記得，為了解決分歧，會議閉幕前，他和胡耀邦、萬里討論，商量處理辦法，兩次改寫文件。最終形成的文件當然還是一個妥協的文件，文件里增加了幾段話：

　　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民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但過去人民公社脫離人民群眾的一些做法必須改革。

　　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穩定、生產有所發展，現行的生產責任制群眾滿意或經過改進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愿意選擇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糾。

　　對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的地區，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

　　華國鋒對這一改動表示很滿意。他說：“這樣寫，好！”

　　段君毅很明智地看出其中的玄機，他在會下說：“這個寫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照自己的情況說怎么試就怎么試，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對，恐怕沒辦法收場。”

　　這一名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后來以中央1980年75號文件的形式下發至黨內。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對包產到戶的性質作出了新的解釋，認為它“是依存于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

　　杜潤生說，75號文件其實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文件，它實際上把生產責任制的規定推進了一步。

　　會后，已經調任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吳象以新華社記者的名義，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陽關道與獨木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寫出了會議的觀點交鋒。

　　會后，胡耀邦和萬里共同認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態度是問題的關鍵。經商定，胡去西北，萬里去東北，一個省一個省地做領導班子的工作。

　　盡管爭論還在繼續，75號文件已經使包產到戶這種責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發的、不合法的狀態轉入了比較公開的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狀態，開始普遍推行。

　　十三、五個“一號文件”

　　此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了近兩年，而距中央關于“三農”問題第一個“一號文件”的頒布，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在這1000多天里，在共產黨內部，在支持和反對農村改革的力量的博弈和消長中，千百萬中國農民卻以“吃飽飯”這個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存目標為動力，以包產到戶為支點，艱難而執著地推進著農村改革的進程，并因此慢慢“填飽了肚子”，從而使得這一進程難以逆轉。

　　然而，在北京，對中國農口最高管理機構的“左”的傾向，新改組的中央書記處已經越來越不耐煩。1981年3月11日，國家農委組織農口各部、局負責人召開了黨組擴大會，萬里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開口就單刀直入——

　　農業上左的問題不肅清，農業就沒有辦法搞好……前不久部里還有人在下面說，中央的決策是反大寨的路子，現在仍有這樣的人……

　　左的思想在我們同志的頭腦里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多少之分。

　　有些同志不是從黨和人民的關系這個戰略高度上去考慮問題，不去想我們搞了30年，農民連吃飽肚子的問題也解決不了，現在剛剛有希望解決，卻想不通，憂心忡忡，哪怕農民餓肚子也不理。

　　農業部是國務院的一個部，不能自己搞一套，不解決這個問題，就無法工作……現在必須統一到中央思想上來，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但問題不解決不行。要檢查黨風，不能同中央唱反調！

　　萬里中肯而嚴厲的講話在整個農口引起了極大震動。

　　這一天后，在國家農委的統一組織下，由國家農委、農業部、農墾部、中國社科院農經所等部門組成了17個調查組共140多人，分赴15個省區，選擇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區進行調查。幾個月后，他們完成了上百篇調查報告。

　　在1981年那個炎熱的夏天，國家農委連續召開會議，聽取調查組的情況匯報。

　　所有的調查組有了共同的結論：當前農村形勢之好，是多少年來沒有過的，特別是那些長期貧困落后的地區，面貌變化之快、形勢之好，實在出乎我們的意料！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是一項好政策！

　　發言者說起河南、內蒙古、安徽等地的變化，說起23年不變的農民收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竟然翻了幾番，心情格外激動，特別是一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更是從這次調查中看到了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威力，體會到了久違了的農民的喜悅心情，他們痛心地反省自己的失誤，反省由于自己的左的思想給農村工作帶來的混亂和滯后。農業部原副部長李友九在痛苦反思之后，向中央寫下了一篇萬言檢討書。

　　調查組也清醒地看到了農村中出現的新問題，由于擔心政策多變，農民出現了大量的短期行為，對土地采取掠奪式耕作，對牲口過度使用，濫伐承包地上的樹木，于是，許多報告都提出了一個想法，建議中央下個文件，明確包產到戶、大包干都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都可以長期不變。

　　這與中央的意圖正好相合。

　　中央決定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胡耀邦提出要搞個文件，并親自向杜潤生布置文件的起草工作。此時，杜已經擔任了新組建的中共中央農研室、國務院農研中心的主任，國家農委相應被撤銷。

　　這一年的10月5日~21日，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

　　中央書記處在12日接見與會代表。黨中央主席胡耀邦非常明確地說——

　　現在有一個問題，文件需要講清楚。這就是，農村改革，包產到戶，并未動搖農村集體經濟。責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說明了不是“單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堅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給農民，就不是“分田”。我國農業堅持土地公有制是長期不變的，建立生產責任制也是長期不變的。

　　上述兩個長期不變，最終寫入了會議紀要。

　　會后，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到東北考察，向中央寫信說，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讓群眾自愿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

　　這封信的精神與農村工作會議決議的內容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正式文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文件呈送鄧小平。鄧小平看后說“完全同意。”

　　陳云看后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個文件我已看了，這是個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眾的擁護。”

　　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這個會議紀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名義下發到全黨。這就是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文件把上一年度75號文件中“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臨時戶口改成了正式戶口，這一決定得到了中國農民發自肺腑的熱烈擁戴。到1981年底，全國農村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說，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

　　1983年的第二個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出高度評價：“這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的新發展。”這一年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入高潮，參與的農戶占95%。

　　1984年中央發出第三個“一號文件”，提出要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決定土地承包由原來的3年延長為15年。政策的威力之大，讓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干部目瞪口呆，這一年，中國的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了8000億斤，比1978年高出2000億斤；農民純收入達到355.30元，比1978年增長1.7倍，年均增長16.5%。這一年，中國政府向世界糧農組織宣布，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第四個“一號文件”。取消了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第五個“一號文件”。文件進一步擺正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在肯定原有的一靠政策、二靠科學的同時，強調增加投入，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文件明確提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連續五個“一號文件”為中國農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的肯定，初步構筑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制框架。并為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可借鑒的模式。

　　……

　　2008年，當我們撫去歷史塵埃，將目光再次聚焦到30年前那場自下而上的農村改革時，吃驚地發現，中國改革的發軔之初竟然如此艱險、辛酸和驚心動魄。令人欣慰的是，歷史最終選擇了他們的道路：正是這塊土地上千百萬農民，和一批中國共產黨最忠實的黨員們，沖破種種禁錮，一起“合謀”，才最終牽引了中國改革歷史巨輪的艱難啟程。 (王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