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來，穿過時代的風雨，人大監督經歷了由“橡皮圖章”到“剛性監督”，由恢復到發展直至不斷深化的轉變過程———

　　從一般性監督———組織代表視察、調查、檢查等，到剛性監督———質詢、否決、罷免以及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等，人大監督方式不斷創新。

　　從憲法的原則性賦權，到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的頒布實施，人大監督走向規范。

　　從審議“一府兩院”報告，到“將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作為監督重點”，人大監督的重點更加明晰。

　　從代表審議報告，到各級人大常委會行使監督職權的情況向社會公開，人大監督的過程更加公開、透明。

　　以民為本，監督為民。人大監督，為民意前行。

　　特別法庭審判“兩案”

　　-事件回放

　　1978年3月，黃火青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恢復重建后第一任檢察長，而此前，檢察機關已被撤銷將近10年。1980年9月29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并任命黃火青兼任特別檢察廳廳長，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兼任特別法庭庭長。

　　1980年11月20日，特別法庭開始對被告人江青、張春橋等人進行公開審理，當日下午3時20分，黃火青宣讀了對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起訴書列的主犯有16名，其中林彪等6人已經死亡，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他們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至1981年1月25日止，特別法庭經過33次開庭，45次法庭調查和辯論，對各種證據共873件進行了認真、反復的審查，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做到了凡是認定的犯罪事實，都有充分、確鑿的證據。

　　-事件影響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以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罪，武裝叛亂罪，反革命殺人、傷人罪，刑訊逼供罪等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作出判決。江青、張春橋均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等均被判刑，并剝奪政治權利。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兩案”審判落槌，歷史因此掀開了新的一頁———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于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這些被告人雖然都曾身居高位，罪行惡劣，也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經過法定程序，依法進行審判，不得隨意定罪量刑。從此，中國開啟了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新時代。

　　共和國質詢第一案

　　-事件回放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170多名北京團代表就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最大的“上海寶鋼工程建設問題”向冶金部提出質詢。

　　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副市長的陳錦華回憶，在那次人代會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個代表團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質詢，共提了60條意見。有代表對廠址的選擇提出質疑:“聽說目前選址的地基是軟土層，樁基位移，工廠會滑到長江里去，是否確有其事?”有代表擔心對寶鋼的投資是個無底洞，“寶鋼建成后的社會經濟效益，能像冶金部部長唐克所講的13年收回投資么?”代表們還對寶鋼建設的規模、環保、進口礦石等問題提出質疑。

　　時任冶金部部長唐克等，認真回答了代表們的質詢，詳細介紹了有關的數據。但是代表們仍然不滿意，表示要繼續關注寶鋼的建設工作。

　　-事件影響

　　這是全國人大歷史上第一起質詢案，史稱“共和國質詢第一案”。但此后相當長時間內，本次質詢成為孤例，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地方人大代表率先打破沉默。1989年，在湖南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副省長楊匯泉先被代表質詢后被罷免。1994年11月，21名廣東省人大代表聯名對省國土廳提出質詢案……

　　據悉，為了保證代表的質詢權，1954年憲法規定，全國人大代表有權向國務院或者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提出質問，受質問的機關必須負責答復。此后，全國人代會議事規則、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都對代表詢問和質詢作出較詳細的規定。

　　罷免副省長湖南開先河

　　-事件回放

　　1989年5月召開的湖南省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代表們就清理整頓公司的問題向省政府提出質詢案。不料，負責該項工作的副省長楊匯泉在回答代表質詢時，對涉及省政府負責人子女、親戚在公司任職等相關情況一問三不知。177名代表很不滿意，聯名對楊匯泉的副省長職務提出罷免案。結果以506票贊成、162票反對、98票棄權獲得通過。

　　“這是藐視代表，藐視人民的權利，代表當然有理由對他表示不信任。”親歷此事的湖南省七屆人大代表傅學儉表示，罷免的理由很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經得起時間檢驗。

　　-事件影響

　　這是人大發展史上，首例由代表聯名提出并獲通過的罷免省級政府負責人的案例。代表們認為，罷免一位副省長的影響遠遠超過選舉一位副省長的影響。這意味著人大可以依法監督、處置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不稱職、腐敗行為，對重大事項行使決定權。學者評價認為，這是真正的“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