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南縣強制副科實職以上干部入住新縣城

　　最近湖南省衡南縣的一項“旺城”之舉引來爭議。不久前，衡南縣召開股級以上干部參加的千人大會，動員縣直機關干部必須無條件入住新縣城。當地官員稱此舉只為提升新縣城的人氣，發展當地經濟；一些公務員則認為，上班8小時之內要按照規定辦事，可8小時之外還這樣嚴格控制就有些不合理了。(12月 12日《法制日報》)

　　衡南縣上述“旺城”之舉的不合理性，應該說十分明顯。因為，“怎樣居住、在哪里居住”都屬于公務員個人私務的范疇，公權力無權干涉，理應由個人自由選擇。不過，這一做法卻得到不少網友的贊同和支持，如有網友認為，“公務員更應該為經濟發展出力，因為他們享受的成果更多”，“嚴格管制公務員是正確的”。

　　何以至此？除了時下一些公務員的形象不佳這一背景外，我想，具體而言，這或許也是長期以來，對發生在公務員身上的公、私界限混淆不清的一個現實折射。

　　比如，很多原本屬于公務員私務范疇內的事情，被自覺不自覺地公務化了。以居住為例，并不屬于低收入階層的公務員，有時能通過公務化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這一私人問題，如一些地方存在的，事實上專為公務員建造的廉價經濟適用住房，除此之外，不少地方還常為公務員發放住房補貼。而住房之外，在個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公務員私務被公務化的例子同樣比比皆是，如出行方面，福利化的公費旅游乃至出國旅游(像最近的“出國門”事件)；公款吃喝；手機話費補貼或者報銷；甚至在讀書學習方面，公款培訓、公款攻讀學位也是常見的公務生態。

　　與私務公務化相伴隨的，是公務的私務化。比如，上述種種為公務員生活福利而進行的公共開支，在財政上就顯得不公共——公眾既無法真正參與，更無法實施有效監督，甚至連這些公共開支的具體數目是多少，是怎樣一筆一筆花出去的，公眾也無從知曉。

　　不獨于此，在更廣泛的公務領域，比如說公務員的評價考核領域，公務不公而私的現象同樣存在。照理，作為為公眾服務的人員，公務員工作業績水平的好壞高低，民眾應該有發言權、決定權。但現實的情況卻是，公務員究竟是稱職還是不稱職，該獎還是該懲，依據現行制度，大體上仍是公務員自己內部關門討論、決定的事情，作為“公務”主人的社會公眾，基本上插不上嘴。

　　該公的不公，該私的不私，使得二者的邊界游移飄忽，但公私分明，才是推行民主法治、確保“權利—權力”結構平衡的一個秩序前提，否則私務公化、公務私化之下，必然是權力的泛濫——即便公務員自身，亦不能幸免于外。(若夷 作者系評論員)

　　公權霸道下公務員也是弱者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地政府想讓縣城興旺起來的心情可以理解。然而，這種心情并不能以盲目行政為代價。傳統文化往往給公務員貼上了強勢的標簽。確實，現實語境下，我們見到當公務員與其他群體發生爭議時，有時是公務員利用公權的霸道占據上風。但這一事件告訴我們，公權霸道下公務員也是弱者。

　　對于公務員來說，他也要考慮生活方便及搬家成本。然而，他的這一自然需求，在公權的霸道下卻無法保證。據稱，當地將“三搬”工程作為考察干部以及年終班子考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凡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設及搬遷入住的單位，年終考核實施一票否決，主要負責人引咎辭職、分管領導取消評先評優資格，通報批評。單位班子成員未按要求入住縣城的，通報批評。未按要求完成住宅建設及搬遷入住的單位，一律停撥辦公經費，入住率抽查不到70%的，扣除辦公經費兩萬元。

　　我們既要限制公務員的權力，又要保障公務員的權益，這兩方面應該是同等重要的。從精英政治的理念出發，在道德建設上公務員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但是他承擔的責任也是有限的，其框架應該是公務員法及主流的社會道德。然而，無論是公務員法還是主流的社會道德，都沒有強制公務員搬家的規定，因此，衡南縣這一舉措既違法又違德。 (毛建國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