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的合法化，讓我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小崗村村民嚴德友高興地對筆者說。11月14日上午9時，安徽首個土地流轉交易中心在鳳陽縣成立。嚴德友通過設在村部的交易中心終端領到200畝土地租賃證。

　　小崗村，這個30年前率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在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進程中，再次站立改革發展的潮頭。

　　“鄉親們只要能吃飽肚子，就是殺掉我的頭也甘心”

　　在小崗村東頭“大包干紀念館”內，筆者見到了嚴德友的父親、“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這個30年前帶頭分田的小崗生產隊長，眼下的身份是這個紀念館的名譽館長。

　　“那年月，家家戶戶靠吃糠咽菜度日，一年到頭吃不上頓飽飯。我們當時想，鄉親們只要能吃飽肚子，就是殺掉我的頭也甘心。”這位30年前的風云人物，如今已是67歲的銀發老人。

　　1978年前，小崗村有115人，550多畝耕地，是鳳陽縣有名的“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村。

　　“村人均耕地超出安徽省的平均值，如果我們都挨餓，其他地方的人怎么活命呢？我不信這個邪！這么厚的土還養活不了這些人！”“生死契約”的起草者、原小崗生產隊副隊長嚴宏昌說。

　　憑著這份“殺頭也甘心”的執著信念和“不信邪”的過人膽識，1978年11月24日晚，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帶領其他16戶農民在有可能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的契約書上按下了“紅手印”，約定“分田到戶”，搞起了“大包干”，從而拉開了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改革大幕。

　　第二年，小崗村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糧食總產量達到13.3萬斤，是“文革”期間年均產量的4倍；人均收入400元，達到1978年的18倍。

　　“搞‘大包干’時，真是把腦袋別在褲帶上。雖然縣里持保護的態度，但這樣干總歸跟上面精神不相符，鄰省農村甚至在地里豎起大牌子，堅決反對我們。”嚴俊昌說,“一個人要想干點事、干成事，必須有不怕丟腦袋的膽識和魄力。那時，我們如果稍微想多一點，‘大包干’就搞不成了。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干事情總是思前想后，一會怕干錯了，一會又怕擔責任，這樣什么事也干不成。”

　　“改革，最需要的是敢破敢立、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面對筆者，小崗村書記沈浩侃侃而談。沈浩是安徽省財政廳下派干部，2007年掛職期滿后，小崗人像當年“大包干”一樣以按“紅手印”的方式留下他。“不敢想、不敢闖，就永遠無所作為、永遠落后于時代！”

　　“我們老百姓處在社會生活的最前沿，是最直接的實踐者。田怎么種、種什么？我們老百姓最清楚。”“大包干”帶頭人之一、小崗村委會副主任關友江說，“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取決于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對人的束縛越少，人的權利就越大，人的積極性就越高，創造力就越強。”

　　今年9月30日，胡錦濤總書記考察小崗村時，在關友江家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如今，這個農家小院成了小崗村新的旅游景點，前來參觀、采訪的游人和記者絡繹不絕。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多年沒進富裕門

　　“大包干”推行后，小崗人一兩年內全都過上了溫飽無憂的生活。然而，小崗人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過去了，卻沒有邁進富裕門。這讓小崗人困惑不已。

　　“當時村里只有一條機耕路通往外界，老百姓一年忙到頭收入還不到2000元，村委會負著債，連歡迎我的墨汁、紙張都是借錢買的。”談起2004年初到小崗時的情景，沈浩頗感失望。

　　今年60歲的嚴宏昌，是“大包干”時代村里惟一上過高中，并有在外經商經歷的人。“我們不是不想富，而是不知道怎樣做才能富！”回首30年致富創業的經歷，嚴宏昌仍感嘆不已。

　　1983年，嚴宏昌到浙江省考察，“那里家家辦企業，老百姓富得流油”。他認識到，靠種地只能填飽肚子、混個溫飽，要真正富裕起來，不搞工業不行。1984年，嚴宏昌籌資5萬元辦起小崗村第一個企業：塑料加工廠。“6個月時間，我就賺了好幾萬，成了名副其實的‘萬元戶’。”談起往日創舉，嚴宏昌臉上寫滿自豪。時隔不久，有人找嚴宏昌談話，批評他走資本主義道路，塑料廠被迫關閉。然而，認為無工不富的嚴宏昌，又在1993年成立了小崗村農業實業總公司，但企業剛走上正軌，又有人找他談話說：“上面都沒有企業，村里辦什么企業。”壓力之下，嚴宏昌第二年把企業上交了。2001年，嚴宏昌勸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兒子嚴余山，在村里辦起了防偽瓶蓋廠。企業紅火了不到半年，又因種種原因被關了。“為什么村辦企業道路行不通，說到底，還是小農意識和仇富心理在作怪！”嚴宏昌感慨地說。

　　“思路決定出路。”面對與小崗村同時代的華西村、大寨村、南街村的飛速發展，小崗人開始反思。

　　“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金昌，是第一個嘗到解放思想“甜頭”的人，眼下他是小崗村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2004年，這位帶頭實行分田單干的農民，又把自己當年冒著風險分到家的田地租給上海一家養殖公司建養殖基地。“工資、租金，再加上年終分紅，一年少說也有兩萬多元的收入，這可比種地劃算得多。”

　　在小崗村西頭，一座占地200畝的葡萄種植園特別惹眼。“園主”是嚴俊昌的四兒子嚴德友，他是小崗村第一個吃土地流轉“螃蟹”的人。2001年，他與20多個村民簽訂了一份契約，以每年一畝地500元的租金，租賃了80畝地種葡萄，走上了靠現代農業發家致富的道路。“每畝葡萄的收入是種糧的10倍。這在過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采訪中，嚴德友告訴筆者，“土地集中經營，不僅有利于農業結構調整優化，而且能夠大大降低農業市場成本，加快農業產業化的步伐。”

　　笑臉迎客，如沐春風

　　“小崗村就像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化不斷‘變臉’。”鳳陽縣博士縣長范迪軍告訴筆者，“小崗人先后經歷過3次‘變臉’。”

　　第一次在1979年，小崗人由苦臉變笑臉。

　　“那時分給各家一年的糧食，只夠吃三四個月，沒有糧吃，連槐樹芽、榆樹葉都成了我們的‘美味’。村里除了兩位‘公家’人沒討過飯，其他人都有討過飯的歷史。”談及30多年前的情景，關友江目光低垂，眼淚在眼圈里直打轉。“有一次在壽縣討飯，遇到大雪天，無法行走，躲在牛棚里，又凍又餓，差點死了。”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種田的積極性。1979年起，小崗人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向國家上交糧食3200多公斤。“多少年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第一次糧食多得吃不完！小崗人天天像過年。”關友江滿臉自豪地說。

　　嚴俊昌真正的笑容是在1993年，“‘大包干’雖然好，但一開始總有人說三道四，我心里也直犯嘀咕，生怕上邊來個什么政策給否掉。”1993年，國家修改憲法，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進了憲法。“這時候，我的心里才算踏實下來。”

　　然而，這樣踏實的笑容沒有維持多久，嚴俊昌的臉上又布滿了愁容:“別人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我們還停留在‘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低標準上。”讓嚴俊昌臉生愁容的是一組數據：2002年，山西大寨村經濟總收入突破1個億，農民人均收入達到4000元；河南南街村更是創造年產值14個億的奇跡；而到2003年，小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經濟總量只占華西村的4%。

　　“基礎基本相同，為什么差距這么大？”小崗村明天的發展之路在哪里呢？

　　在幾經外出參觀調研之后，小崗人認識到，生產要發展，還是要在土地上做文章。他們從調整產業結構入手，大力發展現代農業。2004年，小崗村與滁州通力集團、江蘇長江潤發集團等4家公司共同投資830萬元，組建了小崗村現代農業有限公司，建成一個占地80畝的葡萄種植示范園。同年，小崗村與上海大龍畜禽養殖有限公司通過“公司+農戶”的形式，建成了占地214畝的“大明貢豬”養殖基地。2006年，小崗村通過出臺優惠政策，吸引了苗娟、王中華等一批大學生到村里創業。僅一年多時間，小崗村就建成一個占地300多畝的雙孢菇大棚種植基地。這種農、工、商、貿一體化建設格局，推動了小崗村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

　　如今，小崗村人均年純收入、城鄉一體化指標、村民幸福指數等10余項新農村建設均居安徽省前列，人人笑顏常駐。小崗村先后獲得“全國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安徽省十強村”、“安徽省科技示范村”、“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等數十項殊榮。

　　在小崗村村頭，筆者看到，“鳳陽縣小崗村”牌樓在朝陽的照耀下分外醒目。村頭占地十多畝的農民文化廣場頗具氣勢，新建的村委會辦公樓、檔案館、社區醫療服務中心青磚黛瓦白墻，徽味十足。牌樓的下方，一條長達數公里的“友誼大道”穿村而過。大道兩旁，是一棟棟排列整齊的兩層小樓，一排排錯落有致的蔬菜大棚，一座座造型別致的農家餐館，來來往往的村民熱情地打著招呼，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燦爛的笑容，整個村落儼然一幅和諧新農村畫卷。

　　不管過去如何變臉，小崗村，這個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已經吃透了中央的精神，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如今正是笑臉迎客，如沐春風。

　　發展檔案

　　-1978年，小崗村有115人；1993年，小崗村與大嚴村合并，村民數上升到400多人；2008年3月1日，小崗村與嚴崗、石馬村合并，村名仍為小崗村，村民數上升到4000多人。

　　-1978年，小崗村耕地556畝；2007年，小崗村耕地1800畝；2008年，小崗村耕地達8700余畝。

　　-1978年，小崗村人均年收入22元；1990年，人均年收入630元；2007年，人均年收入7000元。

　　-1978年，小崗村村民住的全都是茅草房；1994年，村民嚴宏昌家蓋起第一棟樓房；2008年9月，原小崗村村民全都住上了兩層以上樓房。

　　-1985年，村民嚴宏昌有了小崗村第一輛自行車；1995年，村民宮業成擁有小崗村第一輛摩托車；2005年，村民嚴德友擁有小崗村第一輛私家車，帕薩特；2007年，小崗村村民擁有私家車達12輛。(司加林 張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