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永圖

　　自1992年開始，龍永圖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7年2月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首席談判代表，是中國復關及入世談判首席談判代表。2001年12月，中國成功入世。2003年初，龍永圖辭去了外經貿部副部長的職務，出任非官方國際組織———博鰲亞洲論壇的秘書長。

　　從1986年遞交申請，到2001年12月11日最終成為世貿成員，中國復關入世用了15年時間，參與談判的代表黑發變白發。

　　2008年11月13日下午，博鰲亞洲論壇國貿辦公室，回憶當初談判的艱幸，曾任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的龍永圖坦言，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動，入世談判可能還在“扯來扯去”。

　　“小平推動成為關鍵”

　　新京報：按照國際慣例，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時，恢復關貿總協定的合法地位，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龍永圖：1971年聯合國通過了2158號決議，把臺灣驅逐出聯合國以后，臺灣在關貿總協定上的代表也被驅逐出去了，這樣就在政治上為我們掃清了障礙，所以當時若要回到關貿總協定，寫一封信就能參加。

　　新京報：當時為什么沒有申請？

　　龍永圖：當時，我們國家考慮，決定自己不參加。一個是因為我們研究了關貿總協定的章程，覺得它還是一個富國俱樂部。當時聯合國成員有100多個，關貿總協定這時候才四五十個成員，多半是些發達國家。所以大家就覺得這是個富國俱樂部，我們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沒有必要去湊這個富國俱樂部的熱鬧。

　　另外一條就是，它是搞市場經濟的，對中國來講，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我們進去以后遵守它的規則也會有困難，所以我們就自主決定不參加。雖然他們邀請我們參加，但我們還是不參加。

　　新京報：后來為何又去申請？

　　龍永圖：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后出口越來越多，大概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紡織品。1981年的時候，關貿總協定搞了一個多邊紡織品談判，簽署了《多種纖維協定》。它的一個很重要的職能就是分配紡織品的全球配額。當時，如果你不參加這個協定，你就分配不到這個配額。沒有配額的話，我們出口美國市場的就只能是一些非配額產品，受到配額管制的產品就不能出口。

　　當時為了解決這個實際問題，我們就申請參加這個多種纖維協定。關貿覺得中國是個紡織品出口大國，就同意了，雖然中國不是關貿成員。1983年，我們參加了多種纖維協定，然后我們的紡織品出口大增，有了配額我們嘗到了甜頭，覺得關貿總協定還是有一定的價值，所以1986年我們就開始申請了。

　　新京報：最大的障礙是什么？

　　龍永圖：審查中國經濟體制的時候，人家就逼著我們一定要承認中國在搞市場經濟。那時，中國認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是一回事，我們不承認，我們說，中國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制。

　　他們不懂什么是商品經濟體制，而且說，你一會兒市場調節一會兒計劃調節，這種經濟體制很不穩定，加入關貿以后就很難遵守關貿的規則。這個問題，從1986年一直拖到1992年，談判沒有多大進展。

　　新京報：就這么一直拖著？

　　龍永圖：一直到小平同志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在這個重大理論突破以后，我們在1992年底，才在大會上承認我們在搞市場經濟。這樣才突破了這個難題。

　　新京報：鄧小平對入世起了關鍵作用。

　　龍永圖：小平對我們談判的突破有直接推動，如果沒有他，可能我們談判到今天還在那扯來扯去。

　　新京報：談判代表們對小平的感情都很深？

　　龍永圖：是的，我們這些人對小平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我記得，小平同志追悼會的時候我們在日內瓦，追悼會是北京時間上午9點，日內瓦是凌晨3點。那時，我想一定要看看追悼會的現場直播，我就悄悄一個人3點鐘起來看電視。我以為就我一個人看，后來燈全亮了，很多人都起來看小平追悼會直播。

　　新京報：市場經濟掃清了障礙？

　　龍永圖：那時開了十四大，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議。有了黨的決議作為基礎，我們就理直氣壯地承認，我們搞市場經濟，這樣才結束了對中國經濟體制的審查。

　　新京報：我們承認搞市場經濟，談判對手都很高興？

　　龍永圖：是啊，他們主要覺得事情老是得不到突破，中國老不承認(市場經濟)，今天好不容易承認了。談判談了很多年，終于有了突破，他們很高興，以為是他們“逼”出來的。其實并不是這樣，是因為我們自己轉變了。

　　再一個，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宣布搞市場經濟，對全球經濟來說是一個重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