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打這個官司很有意義。”11月28日，一見面，陳振旺就很興奮地對記者說，“雖然訴訟標的只有490元，但如果我打贏了這個官司，不僅會引起連鎖反應，也會斷了交警的財路。”

　　今年30出頭的陳振旺，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人，在縣人武部工作，已經通過了司法考試，因為一次輕微的交通事故，開始與交警“較真”，并打起了馬拉松官司，由開始的“個人憤怒”到“質疑交通事故施救收費的合法性”，“我打這個官司，沒有個人利益，已經演變為一場公益訴訟”。

　　“交通事故，我沒有違章，是被害人，車停了一晚上，就收了490元，這不是明火執仗搶錢嗎?”陳振旺認為，“發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門施救，這是一種行政行為，不應該收費。只有違章停車，將車拖走，才可以收費。”

　　讓陳振旺感到驚訝的是，“許多人像我一樣，對交通事故施救收費憤憤不平，但他們不可能聘請律師來打這個官司，代價太大了。許多人對我說，你打贏了官司，我們也打。”

　　“我窮盡了所有的救濟手段，但法院就是不讓我質疑交通事故施救收費的合法性。打民事官司，法院說是行政行為引起的;打行政官司，法院又說是民事行為。”陳振旺雙手一擺，顯得非常無奈，“直到現在，法院一直沒有對我提出的實體問題進行審查。”

　　記者看到了溫州市兩級法院的四份裁定書，其中兩份民事裁定，兩份行政裁定，對陳振旺的起訴，不是“駁回起訴”，就是“不予受理”。

　　法律沒有規定扣車費用由誰負擔

　　去年2月27日，農歷正月初十，在離縣城七八公里的地方，陳振旺的老婆倪小聰開車，帶一家三口回縣城。

　　“晚上8點多鐘，與一輛7座的面包車發生剮蹭，我要求對方賠償1000元，對方不同意，我就打電話報警。”陳振旺介紹說，“交巡警大隊二中隊的林維敏帶領一協警出警，現場調解，對方還是不同意賠償1000元，林維敏說，調解不成，要扣車，我說可以，林維敏就打電話，要施救公司來。”

　　陳振旺一見林維敏叫施救公司，心里咯噔一下，馬上反應過來，“我們的車子都能開，就不用施救公司來了，我們自己開走。對方也向林維敏提出同樣的要求，自己將車子開走。但林維敏很堅定地說，事故車，不管能開不能開，都得拖。”

　　過了一會兒，一輛閃著警燈的施救車到了現場，把兩輛車拖走了。

　　第二天中午，平陽縣交警大隊二中隊給陳振旺打電話，讓他到二中隊領取放車通知單。

　　陳振旺拿著放車通知單，到長安車輛施救清障有限公司取車的時候，被告知，須交納490元后方能取車。記者在這個收費發票上看到，其中施救費450元，停車費40元。

　　“對方賠償了我1000元，也被收取了490元施救費。大家都感覺非常窩火。”陳振旺說，“我就向平陽縣公安局提出行政復議，要求返還490元施救費，并確認交警委托施救公司收取施救費、停車費的行為違法。”

　　陳振旺認為，警車施救不能收費。交警大隊作出扣留車輛的行政強制措施，并由施救公司將車輛強行拖至公司的停車場，實質是交警為了收集證據需要扣留車輛，因此產生的費用屬于行政執法成本，收費沒有法律依據。行政執法所產生的費用，應由行政機關自行承擔，但交警卻變相委托第三人———施救公司向當事人收費。

　　平陽縣公安局交巡警大隊答辯說，“我們與施救公司無任何隸屬關系和經濟利益關系，因而不存在委托第三人對當事人收取費用的事實。”

　　平陽縣長安車輛施救清障有限公司被作為第三人參與行政復議，施救公司答辯稱，“公司與交巡警大隊沒有經濟利益關系。但在本案中，因工作人員粗心、結算失誤，將應收262元錯誤計算為490元，應返還228元給陳振旺。”

　　“是交警叫施救公司來拖車的，真要收錢，也應當問交警要。因為不是我打電話要施救公司來的，如果我的車在半路上壞了，我打電話讓施救公司來施救，我才應當支付施救費。現在是交警委托施救公司過來施救，而且開來的施救車是一輛閃爍著警燈的警車。”陳振旺認為，發生交通事故，施救都不應該收費。“即使車子壞了，不能開了，施救也不能收費。因為公安交警施救是一種行政行為，雖然目前法律法規還沒有扣車費用方面的規定，但行政行為需要的費用由財政負擔，是一條基本原則。”

　　“我們公司共有兩輛施救車，產權是我們的。企業的車輛，不能掛警燈。但我們掛了一輛，目的是出去施救的時候開車方便，節省路上的時間。”平陽縣長安車輛施救清障有限公司經理金榮昌告訴記者說，“施救公司的主管部門是交警大隊。”

　　去年6月25日，平陽縣公安局經過復議后認為，“法律法規和規章，均沒有規定扣留機動車所產生的費用負擔問題。公安局交巡警大隊與施救公司之間，無隸屬關系和經濟利益關系，施救公司的收費行為與交巡警大隊的具體行政行為無關。”

　　溫州中院:施救費是行政行為所致

　　在行政復議前，還有一個小“插曲”。“我開始是打民事官司，當時只想把錢要回來，并沒有與公安‘作對’的想法。”

　　去年4月2日，陳振旺向平陽縣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施救公司、交巡警大隊“兩被告”返還施救費、停車費490元。陳振旺的理由是，“交巡警大隊在車輛能正常行駛的情況下，委托施救公司采取不適當的拖車方式扣留車輛，又將其依法負有妥善保管車輛的義務委托施救公司保管，由此產生的費用卻轉嫁給原告。”

　　但平陽縣法院對起訴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法院的理由是，“本案涉及交警部門扣留車輛引起的糾紛，不屬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疇”。

　　“我要求施救公司和交巡警大隊返還施救費和停車費，屬于涉及不當得利之債，并非對平陽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扣留車輛的行政強制措施不服。”陳振旺認為，這樣一個明確的訴訟請求，法院怎么能“不予受理”?交警部門同時兼具行政主體和民事主體雙重身份，其委托施救公司的行為不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但其通過內部運作，故意規避法律，并取得不當利益。

　　陳振旺上訴后，“溫州市中院的審判長打電話，問我能否調解。我不同意調解，終審法院維持了一審的裁定。”

　　去年6月15日，溫州市中級法院的終審裁定說，“施救費系該車被強制扣留的行政行為所致，故要求返還該費用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圍。”

　　11月28日，記者到溫州市中院采訪，審判長通過中院辦公室人員告訴記者，“沒有什么好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