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報道，國家公務員局接連出臺“規章制度”，分別對公務員任職定級、培訓、獎勵、考核作出規范，其中明文規定，連續兩年考核不稱職者將被辭退。而國家公務員局很快聲明，這是一個烏龍事件，因為14項相關制度早已實施，現在只是上網而已。

　　事屬烏龍，但公眾反應有深意。有關公務員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引來社會關注，人們總將它跟切身利益相聯系。在人們看來，公務員是掌握權力的一類人，在目前對權力制約效力不彰的情況下，他們天然具有自利傾向。

　　比如，日前國家發改委人士透露，計劃大面積提高工資，公眾馬上警惕起來，擔心在政府文件主導下，“大范圍”沒漲工資，倒是公務員自己的工資先漲了。再拿公務員“退出機制”來說，雖說是媒體弄出的一個烏龍，但民間接住這個“烏龍球”，很認真地搞了一通“沙盤推演”。

　　人們的擔憂并非多余，現實確實呈現了制度安排上的漏洞，形成公共政治生活的某些弊端。其實我們不缺制度，以各種文件、規定、條例等形式出現的制度疊床架屋，被有關部門一遍遍重申著。但制度被人情、傳統、習慣和潛規則架空了，被現實政治產生的各種應時之需“暫停”了。而“應時之需”層出不窮，也不會有停止的那一天，制度大概也會被束之高閣下去。

　　如果承認政治是一門學問，有規律可循，我們就必須承認，我們能夠找到“科學方法”，解決一些現實政治的問題。胡錦濤在十七屆二中全會上強調，“必須更高地舉起人民民主的旗幟”。人民民主就是對付官僚主義、官僚習氣的一個“科學方法”，它可以對官員形成有效壓力，使他們超越政治私利和個人專斷，按制度辦事。

　　如果承認政治是一門學問，我們就應當學習先進的政治制度，借鑒其“科學方法”，解決我們的實際問題。在一些歷史悠久的制度安排中，人民主權對公權力形成監督與制約，權力部門之間存在相互制衡。而在政府內部，存在公務員與民選官員、政治任命官員的分野，兩者相互制約。官員是決策者，而公務員作為執行者并不掌握真正的權力，而只是服務。

　　兩相對照我們發現，我國公務員隊伍既包括執行者，也包括政治決策者，公務員職業化特點不夠鮮明。由于決策者與執行者不分，一旦決策失誤，反而是公務員出來擔責，而社會不滿也向公務員隊伍發泄，這實際上是一種責任倫理的不公。一種好的制度安排應當是，決策失誤由決策者承擔，而公務員超然于政治紛擾之外，專注于自己的“分內之事”，以職業化執行能力見用。

　　自然，政治總是體現為現實政治，目前我國的公務員制度自有其如此安排的理由。但制度沒有“完成時”，它總是要根據現實需要作出調整，這就決定了制度永遠是開放的，它等著我們去“建立健全”。別人覺得好用的制度，我們不必照搬照抄，但作為一種參照系，總可以為我所用；作為一種“文明資源”，總可以為我所用。(本報評論員 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