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今年以來發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我們發現“瞞報”這個字眼顯得尤為突出。無論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還是重大礦難等等，瞞報這一惡劣行為都貫穿其中。瞞報，在充斥著媒體版面的同時，也在刺痛著國人的神經，拷問著體制的弊端。

　　“瞞報”怪相在官場頻頻發生

　　鏡頭一：因為奶粉里添加了三聚氰胺，數以萬計的腎結石幼兒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也讓多少個無辜的家庭欲哭無淚，備受煎熬。本可以早發現、早處理的問題，卻因為地方政府的瞞報演變成舉國震驚的重大安全事故。據悉，8月2日，石家莊市政府領導就接到有關報告，但直到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報告。

　　鏡頭二：7月14日，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李家洼煤礦新井發生特別重大炸藥燃燒事故，造成35人死亡。事故發生后，礦主惡意瞞報事故，將遇難礦工遺體秘密轉運至山西省廣靈縣和河北省陽原縣進行處理，封閉井口，拆除井架，破壞現場。為達到封鎖消息的目的，還以高額賠償遇難者家屬、收買部分記者等手段，進一步實施隱瞞。

　　鏡頭三：8月1日，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婁煩縣寺溝村的太原鋼鐵集團尖山鐵礦發生滑坡，將寺溝村部分房屋、村民掩埋。從8月1日到9月17日，當地政府上報的遇難人數一直為11人。9月17日，國務院領導看到一位記者在博客中提供的舉報材料，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調查核實。從9月22日至29日，短短一周，國務院核查指導組就查明死亡失蹤45人。而這起當初被認為是自然災害引發的事故，隨后被定性為重大責任事故。

　　在一系列瞞報事件中，我們發現有幾個特點：一是瞞報不再僅僅是當事人的個體行為，而是呈現出一定的組織性和網絡化。比如在蔚縣李家洼煤礦礦難事故中，一些領導干部組織、參與了瞞報。有的甚至還組織所謂的調查組，搞假調查，弄假材料，寫假報告，以欺騙上級。在上級有關部門組織核查時，縣、鎮有關干部故意回避事故井，轉移視線，提供虛假材料，企圖賄賂核查人員，封鎖消息。二是在事故發生后，瞞報成為一些官員的習慣性思維和下意識選擇。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積極采取措施，有效解決問題，而是想方設法“捂蓋子”。三是瞞報心態呈現擴大化趨勢。這種心態不僅在私人礦主身上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而且也體現于一些領導干部身上。比如，因李家洼礦難被立案調查的就有河北省蔚縣縣委書記李宏興、縣長祁建華，河北省煤礦安全監察局張家口分局副局長王建勇等22人被移送檢察機關。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莊市已有6名主要官員被免職，這其中有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市長冀純堂等。

　　明知“利劍高懸”，為何偏偏鋌而走險

　　事故瞞報一直是政府部門打擊的重點。對待瞞報問題，政府的態度歷來是明確的，制定了一系列辦法和措施，而且在法律上的處罰也愈加嚴厲。比如去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中，在139條里就專門設立了瞞報事故罪，增加了一個罪種。對瞞報情節比較嚴重的，在刑事責任追究上也非常嚴厲。另外，有關部門制定的黨紀政紀追究的有關規定里面，都有對參與瞞報人員的具體處理規定。

　　可以說，針對瞞報問題我國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這些黨紀國法成為高懸在瞞報者頭頂的利劍。在各種力量的“高壓”下，一些瞞報事故被揭露，一批當事人和責任人被追究，有的甚至受到了刑事處罰。然而利劍高懸，卻依然有人“前赴后繼”，不惜鋌而走險，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金錢的誘惑成為某些私人礦主選擇瞞報的最大誘因。一個陳姓礦主曾私下對記者描述“解決問題”的方式：先了解事故中死亡的人數，如果只有幾個人，那么就按照每人50萬元的標準把錢塞給家屬作為“封口費”。但事實上，只要有大的煤礦安全事故，就不會是幾個人傷亡的問題。因此煤老板們實在瞞不住了就盡量少報，以減輕責任。碰上非要曝光的家屬，他們甚至會用非正常手段解決——花更多的錢擺平，或者用暴力。因為，只要礦山不被查封，這些費用幾天就可以收回。

　　如果我們把各種事故的瞞報假設成為一個“食物鏈”的話，我們就可以描繪出這樣一條利益鏈：發生事故的礦主——監管部門——地方政府。礦主參與事故的瞞報可以使自己獲得最大的金錢收益；監管部門參與瞞報謊報是為了避免暴露他們的監管不作為，從而免除責任追究；有些地方政府官員參與其中是因為擔心被追究領導責任，個人仕途與前程因此受到影響。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員早已參與了“黑金交易”，個人有腐敗行為，與礦老板綁在了一輛“戰車”上。因此事故發生后，他們為了自保，除了沆瀣一氣進行瞞報外別無其他選擇。

　　據報道，一名基層安監工作人員曾對瞞報作出過這樣的回答：出了事上報了要處理，瞞報被發現了也要處理。但瞞報一旦僥幸“成功”，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近一個時期行政問責越來越嚴，一起事故會影響地方官員“一大串”，所以瞞報自然成為一些事故單位和地方官員的首選。

　　對此，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在接受媒體訪談時說，因為制裁瞞報的措施沒有真正落實，對那些瞞報者，責任追究的力度還不夠大，才使他們有一種僥幸心理。黃毅說：“還是應該繼續加大懲治瞞報事故責任者的力度，該重判的要重判，使他們不敢瞞。瞞報的成本應該比事故造成損失的成本還要高，應該形成這么一種機制，使瞞報者不敢頂風而上。”

　　創造寬松輿論環境，杜絕瞞報須多管齊下

　　可以說，在揭露事故瞞報的過程中，新聞媒體發揮了重要的輿論監督作用，如山西婁煩尖山鐵礦瞞報事故就是由于記者的揭發而被重視的。10月7日，河北省代省長胡春華針對蔚縣李家洼煤礦重大礦難瞞報事故指出，杜絕瞞報要充分發揮新聞媒體的宣傳和監督作用，樹立正面典型，曝光反面案例，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彰顯了中國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決心。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地方官員觀念根本沒有轉變過來。一旦出現負面新聞，有些地方政府就千方百計地遮掩問題，拼命“捂蓋子”。據石家莊市政府發言人說，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市政府最早在8月2日就得知三鹿奶粉的問題。當時，三鹿集團向市政府求助，“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政府出來管制媒體，當地媒體的輿論監督職責就難以發揮。事實上，現行的一些體制弊端和利益糾葛，有時讓記者的采訪困難重重，甚至要冒巨大的風險。有記者大倒苦水：“擺平記者的人比記者還多，甚至比記者下手還早。”

　　因此，如何創造更寬松合理的媒體監督環境，成為各方面亟須面對的重要問題。 (孫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