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2日是個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對于正在白茅嶺監獄和軍天湖監獄服刑的龍金、何元東等4人來說，應該是個難忘的日子。

　　這天，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刑庭和執行庭的法官們在檢察官的陪同下趕到監獄，向30歲的龍金及其他三位服刑人員宣讀了終結其罰金刑的裁定書，這是全國法院系統中首次對受災嚴重地區服刑犯終結罰金刑。

　　龍金說，“沒想到政府把我們罪犯也考慮到了！”

　　無力支付罰金

　　龍金今年30歲，中學畢業后便在四川安縣老家務農。一年后，他前往江蘇打工。1998年9月龍金因犯盜竊罪被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2001年7月再次因盜竊而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8個月，刑滿釋放后，龍金來到上海浦東做起了保安的工作。

　　“那天晚上我喝了酒，正巧表弟小斌(化名)和老鄉老周都在，我們都講身邊沒錢花了，后來就提出一起到浦東搶包。”回憶當時的臨時起意，龍金后悔不已。2007年2月，龍金等三人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5月，浦東新區法院以搶奪罪判處龍金三人有期徒刑，龍金同時被判處罰金2000元。

　　然而這次服刑期間，龍金家中發生了劇變。妻子由于長期積勞成疾不幸過世，留下了雙胞胎女兒在老家讀書，緊接著一個月后，四川發生了震驚世界的“5·12”大地震。龍金的老家在安縣，按照當地人的說法，他們離地震中心的北川只有“5毛錢汽車費”。幸運的是，龍金女兒所在的學校老師在地震中迅速將學生們疏散到安全地帶，從而保住了孩子們的生命。

　　家人的平安讓龍金舒了口氣，但他很快又為自己出獄后即將支付的罰金而擔憂，“我還有2個月就可以出獄了，現在家中的4間房屋全部毀損，父母和11歲的兩個女兒現在都住在過渡房內靠政府救濟，我拿什么來支付罰金呀！”龍金憂心忡忡。

　　而據白茅嶺監獄和軍天湖的管教警官介紹，像龍金這樣的四川籍服刑犯人中，判處罰金刑的不在少數，“他們多數都是出來打工的，很多都是被判處盜竊、搶劫，“5·12”地震后他們心情起伏都比較大，我們也希望有什么辦法能夠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減輕他們的心理壓力”。

　　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心病”

　　2008年夏天，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刑庭、執行庭，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檢察院監所處、軍天湖農場區檢察院、軍天湖監獄刑務處和白茅嶺監獄刑務處等多個司法機關和部門開始一起討論協商有關“5·12”地震區域受災罪犯的刑罰執行情況。

　　“刑罰一方面是在懲罰罪犯，另一方面也要寬嚴相濟，體現司法人道主義救助。”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刑庭庭長陸文德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像龍金這樣的服刑人員，在地震中受災嚴重，經濟損失也極大，客觀上已經缺乏了繼續履行罰金刑的經濟能力和條件，我們要客觀務實地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他們的‘心病’，這樣既體現了黨和政府對他們的寬懷體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們的改造，司法應該是情理相融的。”

　　2008年7月23日，法院、檢察院、監獄等5家部門經過協商研究，共同簽訂了《關于開展地震受災嚴重的服刑罪犯罰金刑執行終結工作的協議》，明確由監獄向服刑人員居住地民政部門、公安部門發函，請求當地部門出具罪犯家中受災情況及無力繼續履行罰金刑的證明材料；由檢察院發現、核實罪犯受災和服刑情況并發出檢察建議書；最終經法院審核，然后法院裁定減免罰金刑。確立了這一聯動機制后，監獄很快向災區當地鎮政府發函。“當時全國各地都在捐助災區災民，那里的鎮政府收到我們的函后非常感動，他們沒想到我們竟然連這樣的‘特殊人群’都想到了！”一位白茅嶺監獄部門負責人由衷地感慨。

　　“免金”后還可能“減刑”

　　記者注意到，當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執行庭副庭長薛林宣讀了法院的裁定書后，不少旁聽的四川籍服刑人員都紛紛向管教教官詢問如何申請終止罰金刑的程序，其中不少是被判了8年、10年有期徒刑的人員。記者從法院方面了解到，原來罰金刑的免除不僅僅可以解決服刑人員的經濟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服刑人員還有可能在免除罰金后獲得申請減免實體刑的機會。

　　“比如一個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實際服刑2年，表現良好，但他無力繳納罰金，那根據監獄管理的規定，服刑人員具有立功或確有悔罪表現，一般情況下只有繳納罰金后才能被認為確有悔罪表現，才有機會申請減刑，這樣一來，對有些表現良好但繳不起罰金的罪犯來說，就失去了減刑的機會，改造起來就比較消極，有的甚至自暴自棄。現在，我們根據他的具體情況，終結罰金刑，監獄就可以申請減免實體刑，這樣非常有利于服刑人員的改造。當然，免除罰金也好，減刑也好，服刑人員表現良好是重要的前提。”陸庭長介紹說。

　　體現人道主義關懷

　　在這次跟隨法官前往軍天湖監獄和白茅嶺監獄的路途中，記者深刻感受到法院對于服刑人員的人道主義關懷，同時記者也注意到從這些服刑人員身上折射的犯罪特點：

　　他們一般素質較低，文化水平一般在小學和初中，學校畢業后的一兩年中為犯罪的高發期；犯罪目的簡單明確，多為求財，所表現出的犯罪類型也集中在以獲得金錢和財物為目的的侵財型犯罪，盜竊、搶劫為高發類型；犯罪形態群體結合，到城市謀生的農民工主要來自農村，傳統的鄉土觀念、血緣、親緣關系和外地生活的艱辛，使得來自同一地方的農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幫助、互相扶持，久而久之一人產生犯意，就會有多人響應。；犯罪年齡相對集中，由于外出打工的多為青壯年，因此農民工犯罪涉案人員中青壯年比例較高，初犯集中在35歲以下，累犯多發生在四五十歲。

　　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檢察院及監獄這一非常時期的“創舉”，有望成為平常時期司法為民機制創新的常態。(嚴劍漪 吳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