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就業歧視，絕大多數國人其實并不缺少阿基米德那樣的勇氣，關鍵是首先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合適的法律“支點”

　　12月3日，新華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在北京人才市場海淀分部招聘時，遭遇“就業歧視”質疑。針對招聘告示中“黨員、軍轉、教師、律師、營銷經營等優先”這樣的條款，中國政法大學的蔡定劍教授、北京大學的張千帆教授和葉靜漪教授以及中國政法大學憲法行政研究中心的學生在北京人才市場海淀分部現場“反對就業歧視”時，認為其存在就業歧視(12月4日《新京報》)。

　　身為“反就業歧視研究課題組”項目負責人，蔡定劍教授曾經指出，如果就業和職業中規定的條件與工作的內在要求無關，就應視為歧視，然而國人對就業歧視仍處于“集體無意識”。毫無疑問，此次行動又是蔡定劍教授旨在喚醒“集體無意識”之舉。

　　如果說多數國人意識不到就業歧視的存在，這顯然不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事實———有調查結果顯示，85.5%的人認為在找工作當中存在就業歧視。所謂“集體無意識”，并不僅僅是指人們意識不到的東西，更是指一種廣為流傳的被無數次證明的同類經驗，在某一特定群體心理上所形成的積淀。而其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正是因為有著相應的深刻背景以及社會結構作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柱。

　　就業歧視無處不在，因此訴諸法律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們的努力卻大多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就在于制度的殘缺與法律的失語。性別歧視、年齡歧視、學歷歧視……包羅萬象的就業歧視是任何人都難以逾越的一道門檻。不僅普通民眾頗有怨言，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也一樣不能幸免，連自己的權益都無法捍衛的他們怎能捍衛普通民眾的權益不受侵犯？本身就存在著很多歧視性規定的法律、法規又如何去保護民眾不被歧視？廣泛的社會背景，再加上一次次的失敗教訓，雖然民眾對就業歧視紛紛怨聲載道，但卻不得不接受這種無奈的現實，由此也就形成了目前這種“集體無意識”。

　　有人曾做過這樣一個試驗，將一條兇猛的鯊魚和一群熱帶魚放在同一個水池，然后用強化玻璃隔開。最初，鯊魚每天不斷沖撞那塊看不到的玻璃，盡管每次傷痕累累，但卻始終只是徒勞。經過了多次失敗以后，鯊魚對魚群開始熟視無睹。后來，即使拿掉玻璃，鯊魚也不再沖向魚群了。

　　經歷過多次失敗的嘗試，鯊魚終于學會了默認某種規則的存在，面對無法逾越的屏障，是撞得頭破血流還是裝作視而不見，每個人似乎都不難從中做出選擇。當我們對那些愈挫愈勇的斗士肅然起敬的同時，對那些弱者無奈的生存智慧也有必要予以足夠的理解。“集體無意識”普遍被看作是人的一種催眠狀態，然而剖析這種心態的產生，沒有人能夠否認自己和他人的失敗經歷對此施加的影響。面對一些明顯有違道德規范甚至是法律規定的行為，如果缺乏強有力的制度予以及時制止，而個人的努力又不足以扭轉局面的話，忍讓和退避幾乎就成為了普通民眾惟一的選擇。于是，眾人的無意識終于匯聚成流，使“不正常”現象成為了“正常”的“集體無意識”。不僅就業歧視如此，面對罪惡的集體失語、面對不良現象的集體麻木……“集體無意識”的多種表現形式莫不如此。要想改變這種局面，不僅需要喚醒那些處于“催眠狀態”下的人們，更重要的是完善法律制度，疏通他們的維權通道，使他們能夠看到最終勝利的希望，而不是鼓勵他們像鯊魚那樣一次次徒勞碰壁。

　　正因為如此，蔡定劍教授身體力行反對就業歧視的做法令人敬佩，但其行為本身又夾雜著些許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悲壯。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動整個地球。”面對就業歧視，絕大多數國人其實并不缺少阿基米德那樣的勇氣，關鍵是首先應該給他們提供一個合適的法律“支點”。(趙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