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吳敬璉(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閱讀提示：改革開放30年，是市場經濟體系逐步走向完善的30年，也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走向完善的30年。

　　從1979年《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通過，到2007年《物權法》的出臺，立法推動和見證了市場經濟的成熟與壯大。

　　作為市場經濟的推動者，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最早因為對市場經濟鼓與呼，被稱為“吳市場”，近年來又因為不斷呼吁法治建設而被稱為“吳法治”，其中的轉變，發人深省。

　　吳敬璉認為，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支撐，規范政府行為，保障公民權利。好的市場經濟本身就意味著法治。

　　為了把改革推向深入，吳敬璉認為還要在提升法治觀念、建立透明的法律體系、完善司法體系等方面繼續推進。

　　市場經濟使中國繁榮

　　四大舉措保證改革展開。在市場制度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

　　記者：作為市場經濟的積極推動者，您見證和親歷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全過程�，F在回顧這個過程，您覺得有哪些重要的舉措？

　　吳敬璉：首先，是商品價格的基本放開。這項對于形成市場制度極其重要的改革在1988年以后的宏觀經濟緊縮即“收攏貨幣”的條件下和在1992年改革的新高潮中順理成章地實現了。這意味著商品市場的基本形成。

　　其次，是根據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1994年開始了以財政、稅收、金融、外匯等方面為重點的改革。這一改革所取得的成果，為宏觀經濟管理奠定了基礎。

　　再次，根據上述《決定》和1993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1995年開始了在國有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工作。1997年的十五大，特別是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除極少數需要由國家壟斷經營的企業外，所有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股份化改制，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中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后，開始了根據“三個有利于”的原則“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工作。

　　記者：經過這些改革，您覺得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實現了嗎，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吳敬璉：應該說在20世紀末的時候，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它的主要表現是：第一，以民營經濟為主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形成；第二，商品市場初步建立，要素市場開始形成，并在資源的配置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三，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初步建立。這一體系的基礎在1994年的財稅改革和金融改革中開始建立，使宏觀經濟管理當局有能力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總量手段調節宏觀經濟，并在1994至1995年反通貨膨脹和1998至1999年反衰退中發揮了明顯的作用。

　　在市場制度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經濟總量的高速成長。在30年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總量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在近30年的時間里GDP 增長16倍，經濟總量占世界第四位，進出口總額由世界排名第三十二位躍升為第三位。中國已成為保持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最近30年的時間里，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

　　第三，減貧取得很大的成效。農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貧民30年中減少了2億多人。世界銀行發表的減貧統計表明，1990至2002年世界減貧人口的90%是中國實現的。

　　從“吳市場”到“吳法治”

　　市場的正常運行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撐。沒有這種支撐，市場經濟就會陷入混亂

　　記者：您因為堅持改革的市場經濟取向，在上世紀90年代初被稱為“吳市場”。近年來又不斷呼吁法治建設，又有人稱您“吳法治”，為什么會有這么一個轉變？

　　吳敬璉：在我國改革的早期階段，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不少市場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認為，只要放開了市場，就能夠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沒有認識到市場的正常運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撐的。沒有這種支撐，市場經濟就會陷入混亂與腐敗之中。清華大學的錢穎一教授曾經對于好市場經濟與壞市場經濟的區分作了分析，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上，宣稱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了絕對多數，但是建立起規范的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多。許多國家仍然在無規范的、由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或者叫做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中掙扎。原來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進行市場化轉軌，弄得不好，也往往掉進這種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

　　轉軌國家落入這種陷阱的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權力體系的條件下從上到下推進的，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中，某些擁有行政權力的人往往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如果一個國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環境，抵制權力資本的能力就會強得多。反之，在行政權力主導下，一個國家雖然也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取得某種程度的經濟成就，但終究會因為法治不行而落入壞的市場經濟。這種經濟至少存在三個問題：第一，政策的隨意性增大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導致經濟活動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員的行為缺乏規范和約束，導致權力的濫用、腐敗和社會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權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從事經濟活動的積極性，使經濟缺乏長期的活力。

　　記者：從維護市場經濟良好運行的角度，您覺得要提倡法治？

　　吳敬璉：對，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場經濟。

　　記者：所以黨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

　　吳敬璉：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同時也要看到，在我國實際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建立法治的進度還比較遲緩，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在另一方面，公權不彰、社會失范、腐敗蔓延等情況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受到威脅。特別是我國加入WTO意味著我國政府承諾與國際規范接軌，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進行運作。如果不實行法治，就無法實現這種接軌，從而引起種種國際糾紛。

　　法治建設還需提速

　　首先要提升法治觀念，在干部和群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中樹立法治觀念

　　記者：您提到我國法治建設的進度還比較遲緩，原因在哪里？

　　吳敬璉：首先并不在于立法速度無法加快，或者司法人員素質不夠高，而是在于法治理念的缺乏。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只有法制——法律制度的“法制”，而且主要是刑法制度，而沒有法治的國家。所謂“法治”，是一種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備起來的治理制度安排。它的最基本的內容，是符合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的統治。這樣的法律在社會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而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卻總是把法律當做一種可以由自己任意擺布、用以統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敖ㄔO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經提出10年了，但是與法治格格不入的舊思想仍然存在，支配著人們的行為。一些官員不把自己放在受“法”所“治”的地位上，并且嚴格地依法行政，卻把法律看作貫徹自己的意志的一種手段和工具，甚至完全撇開了法律的規定，用不為公眾知曉的“內部文件”、具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政策規定”乃至“領導指示”來進行治理，甚至以此來謀取私利。

　　記者：從這個角度來說，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提升法治觀念？

　　吳敬璉：這是首先必須抓緊做好的基礎性工作，也就是在干部和群眾，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中樹立法治觀念。法治觀念是當代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體現公認爭議的法律體系，首先是憲法(基本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權力也要由它來界定，受它的約束。

　　記者：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必需的？

　　吳敬璉：其次要依據國家憲法建立透明的法律體系。所謂透明，就是要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有公民的廣泛參與，把政府決策和運行的程序和方式通過法律作出具體、清楚和有效的規定，法律必須要讓受調節者普遍知曉，法律不能追溯行使，等等。在確保法律反映民意的同時，也要充分征求專家的意見，使之符合法律的技術性要求。

　　第三，要完善司法體系，實現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在執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質的、獨立的法院系統。所謂獨立，是指法官遵守憲法的原則，并按照符合憲法原則的法律規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積累，獨立作出判決，而不受任何權力的干擾。

　　第四，要通過法治切實保證公民的基本權益，包括財產權、生命權、人身自由權、隱私權和言論自由，切實保證政府在履行職能時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以國家利益的名義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市場經濟的活力來源于每一個公民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而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能否充分地發揮又取決于他們的基本權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護。

　　改革：繼續過大關

　　規范政府行為是出發點，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

　　記者：您在一些場合反復提到，法律首先要規范和界定的，是政府以及政府工作人員的權力邊界，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吳敬璉：根據30年的經驗，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順利推進，關鍵在于政府自身。所以，要繼續把計劃經濟時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為專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這就需要政府官員出以公心，割舍那些與公仆身份不符的權力。政府改革的任務，在于建設一個能夠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環境。沒有這樣的制度平臺，就難以擺脫公權不彰、規則扭曲、秩序紊亂、官民關系緊張的狀態，難以使經濟和社會生活進入和諧穩定的正軌。

　　記者：您曾經有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時至今日，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您認為下一步的改革應該從哪些方面繼續推進？

　　吳敬璉：我認為，改革的實際推進需要從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實現尚未完成的產權制度改革。二是認真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非禁即入”的法治原則。為了社會的利益有時候需要設立“行政許可”，即設立進入限制，但是市場經濟的原則是“非禁即入”，只要沒有法律的明文禁止，都可以自由進入。

　　三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行政壟斷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

　　四是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對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大企業壟斷的情況，必須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

　　五是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十幾年過去，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進度需要加快。

　　六是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十五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口號以來，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市場與法治30年大事記

　　1.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通過《刑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七部法律。

　　2. 1980年9月10日，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通過《個人所得稅法》。

　　3. 1981年7月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明確指出個體經濟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

　　4. 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

　　5. 1983年4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城鎮勞動者合作經營的若干規定》和《〈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的補充規定》。次日，國務院又發布《關于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若干政策問題的暫行規定》。

　　6. 1984年5月10日，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7. 1986年4月12日，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通過《民法通則》、《外資企業法》等法律。

　　8. 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憲法修正案。6月25日，國務院頒布《私營企業暫行條例》。

　　9. 1989年11月9日，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

　　10. 1990年1月4日—8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提出要完善發展承包經營責任制、繼續實行和完善廠長責任制等七條主要措施。

　　11. 1991年2月25日—3月1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提出9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體制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運行機制。

　　12. 199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貫徹執行〈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通知》。

　　13. 1993年12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公司法》。

　　14. 1994年7月5日，《勞動法》由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15.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大八屆三次會議通過《中國人民銀行法》。

　　16. 1999年3月15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合同法》，8月30日，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個人獨資企業法》。

　　17.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以全體協商一致的方式，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加入WTO的決定。

　　18. 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會全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19. 2006年8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新的《企業破產法》。

　　20. 2007年3月16日，全國人大十屆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物權法》。

　　(白 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