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人的第一財富，健康是幸福的根本保證，為了自己的健康和幸福，也為了他人的健康和幸福，從今天開始，我們一定要用安全套，每次都用，堅決使用！”這是一名“高危行為干預隊”隊員在廣州某個酒店開展艾滋病防治干預活動過程中，帶著近40位“小姐”宣讀的“健康誓言”。(《廣州日報》12月1日)

　　在第21個“世界艾滋病日”，這條“小姐宣誓”的新聞頗具沖擊力，迅速激起強烈反響。有評論者認為，“無論如何，這種‘宣誓’都是對法律的一種嘲弄”，“絕對不能自認為做不到，對賣淫嫖娼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相信，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無論從道德還是從維護人的尊嚴出發，我們絕對不允許這樣做”(《齊魯晚報》12月2日)。網友們更是驚呼“借著防艾之際，廣東居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明目張膽地帶著‘小姐’搞‘宣誓’，是否意味著‘小姐’在中國已經心照不宣地合法化了？”“‘艾滋病日’咋成‘小姐宣誓日’？”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不能不讓人對我國艾滋病的防治產生一絲擔憂。

　　從自私角度來說，倘若艾滋病果真只在賣淫嫖娼者或吸毒人群之間傳播，人們或許可以坐視不理——所謂“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事實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也是出于這樣的思維對高危人群的艾滋病防治不甚熱衷，結果使中國錯過了防治艾滋病的最佳時機。以前，艾滋病在我國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為主，現在性傳播已成為主要途徑，而這正是艾滋病邁向大爆發的標志——進入性傳播途徑之后，危害的將不僅僅是所謂的“不潔身自愛者”！

　　倘若賣淫嫖娼能夠被徹底解決，固然是好事。問題是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根除，艾滋病的蔓延卻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打擊賣淫嫖娼與對性工作者進行干預，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或者說是治標與治本的問題。既然我們很難徹底杜絕或阻止性交易，那么采取必要的干預措施減少甚至阻斷性病傳播，就是一種務實而必須的選擇——減少性病的傳播，也就是減少了性交易的社會危害。

　　說句不中聽的話，賣淫嫖娼固然不為現行法律所容，但它并不會導致社會的崩潰，倒是艾滋病肆虐盛行，卻可能導致亡國滅種——非洲的一些國家因為艾滋病感染率高企，已經瀕臨亡國的境地。

　　不客氣地說，媒體的嘩眾取寵，是民眾反應過激的重要原因之一�！靶〗阈�誓”這樣的標題，“不戴不做”這樣的言辭，很容易引起人們的遐想和義憤。事實上，干預是在賓館里進行，參加者不過40余人，何來“大庭廣眾之下”一說？在整個艾滋病日的宣傳活動中，對小姐進行干預原本只占很小一部分，但經過“提煉”和“細化”，遂成為精華所在，成功地吸引民眾的眼球，迅速地成為話題中心。從新聞炒作學的角度來說，不愧為又一個成功的案例。但對于防治艾滋病的事業來說，卻無所裨益。在中國，隱蔽性是性交易的重要特征，向高危人群實施醫學干預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一些現實的障礙，有些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說，或只需要做不需要說的。正如中科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預防艾滋病首席專家曾毅教授所說，給性工作者進行艾滋病防治教育和發放安全套不需要爭論，因為干預不是將暗娼合法化，也不是鼓勵賣淫嫖娼，更沒有證據表明干預后賣淫嫖娼的數量增加。

　　“在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全球開展的防治艾滋病計劃的一部分。視而不見的“鴕鳥”思維和政策，標榜高尚的清談和道德潔癖，只會使事情越來越糟。人們應該也必須明白，艾滋病并不僅僅光顧所謂的高危人群，對他們的醫學干預正是為了保護包括你我在內的普羅大眾。筆者呼吁，對高危人群的醫學干預就讓預防醫務工作者悄悄地進行吧，大眾傳媒在這時候還是走開一點的好——有時候，沉默也是一種美德。(梁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