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法與最高檢就“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作出最新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共有十一條涉及七個方面內容，其中，最受關注的是規定“醫務人員、教師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物品銷售方財物，數額較大的，將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定罪處罰”。并且把回扣的定義由財物擴大至包括提供房屋裝修、代幣卡(劵)、旅游費用等在內的財產性利益。

　　成文法的立法一般要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但總體而言，條文不可能預測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法治還是需要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與時俱進。此次將“回扣”列入賄賂罪治理，表明我們對于商業賄賂行為及其危害的嚴重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商業賄賂有悠久的歷史，中國有個詞叫“官商勾結”，官與商為什么勾結？因為雙方一方提供權力的庇佑，一方給予利益上的輸送。

　　治理商業賄賂，首先瞄準的是國家工作人員，即把商業賄賂罪的主體定位為“國家工作人員”，隨著現實的轉變，一些非國家機構中的工作人員也開始利用手中的職權謀求不正當利益，商業賄賂罪的主體開始逐步擴展為“非國家工作人員”。這次更是把一些與百姓生活密切的醫療、教育、招投標領域納入罪罰范圍，并進一步明確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哪些人員，以便在司法實踐中操作起來更準確無誤。

　　醫療教育等領域特別是醫療領域的回扣現象，抬高了藥價，提高了醫療成本，不但直接損害百姓的經濟利益，更是事關百姓的健康與生命安全，早已為百姓所深惡痛絕。將此類“回扣行為”納入罪罰，無疑值得拍手稱快。但是也應該看到，“回扣入罪”只是真正有效治理這些商業賄賂行為的第一步。懲戒任何一個已經成為行業潛規則的、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絕不應當止乎“嚴令”。

　　經驗表明，“令出”未必“禁止”。從“令出”到“令行”到“禁止”之間還有很長、很艱巨的路。而“令行”的過程也是檢驗“規定”是否合乎實際、不斷豐富完善“規定”的過程。這次的“回扣入罪”出臺伊始，已經有一些不同見解，比如更多的商業賄賂是有一定權力的領導(院長、校長、科室主任等)，把矛頭指向手無實權的普通醫生和教師是否有效？再如，司法解釋的措辭依然模糊，“數額較大的”究竟是多大不得而知，社會無從監督。此外，我國一向有“立法容易執法難”的傳統，“回扣入罪”會否也掉入這個窠臼，尚需觀察。

　　退一步講，法治不是萬能。究竟如何治理包括泛濫成災的“醫療紅包”等一些還未被納入罪罰的行業行為？依然是個艱巨課題。一般而言，既是普遍的行業行為，首先應該動用行業規范來治理，只有在行業規范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才訴諸法律，訴諸刑罰。就醫療、教育行業而言，雖然我們也有部頒《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范》、《關于建立醫務人員醫德考評制度的指導意見》等一些成文的行業自律規范，但是，并沒有真正能夠發揮行業自律作用的相應組織。而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行業公會的自律才是治理行業不正之風的主力。可以想見，當某種行為“風行”全行業時，再嚴肅的法律都可能面臨法不責眾的尷尬。

　　從這個意義上講，“嚴令”出臺的同時，更要注重建設、完善好與之配套的各項其他治理方式，只有多管齊下，才能共同消除“回扣”這一社會頑疾。 (王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