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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這批外交檔案的解密工作耗時三年，約有70多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與檔案工作者參與工作，解密檔案的數量是前兩批的總和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常璐、侯麗軍發自北京 在北京朝陽門外的外交部大樓東側，有一座略顯陳舊的辦公樓。如果不仔細看，人們很難留意到它門口的一塊指示銅牌。在11月12日外交部公開第三批解密檔案后，《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走進這棟名為南配樓的辦公樓，來揭開這個依然略顯神秘的地方的面紗。

　　從南配樓乘電梯上到七層，步行一段走廊后，就到了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借閱處共有兩間，其中一間是登記前臺和檢索臺，在它的隔壁是檔案閱覽室。乍一看去，這里就像是一個普通機關單位的內部閱覽室，然而，就在這里，珍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檔案就如同一幅幅內涵豐富的畫卷般在記者的眼前一一展開……

　　泛黃紙片已走向數字化

　　自2004年外交部第一次公開解密檔案后，中外人士均可到開放檔案借閱處查閱自己感興趣的解密文件：包括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各種重大外交事件文電、政府間條約和協定等。與記者之前想像不同，這里已經看不到泛黃的紙片或成堆的文件，這些珍貴的歷史檔案已經完全數字化——被掃描到了計算機中，利用者可以在網上直接閱覽。

　　本報記者在前臺登記時，出示了本人身份證和單位介紹信。完成登記后，又按照工作人員的指導，在檢索電腦上填寫了一份電子表格，包括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和使用檔案的目的等，表格填寫完成，就可以開始查閱檔案資料了。

　　接著，記者在電腦上嘗試輸入了“中國、蘇聯”、“周恩來”等關鍵詞，以及相關時間段，電腦顯示屏就立即顯示出一系列含有關鍵字的文檔。記者選中感興趣的檔案后提交申請，并來到前臺支付費用。該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每條檔案需支付兩元錢成本費，一次最多可提交10條申請。”并隨即交給記者一個密碼。

　　記者用此密碼在閱覽室的電腦上登錄后，就坐下來慢慢閱讀這些電子版的檔案了。盡管這些原件不能外借，但如果利用者需要復印件，可以直接在機器上提交復印申請，付錢后領取。

　　唐家璇建議啟動檔案解密

　　1999年，在時任外交部長唐家璇建議下，外交部成立“開放檔案鑒定小組”，正式啟動檔案解密工作。當時，外交部共組織了近百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參與檔案解密工作。

　　考慮到檔案解密工作的要求很高，外交部要求各地區司派副處級以上、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對卷帙浩繁的歷史檔案逐一篩選、分工初審，在審查單上寫上自己的意見，如判斷密級，同意或者不同意開放等，并提出理由。再由外交部各主要司局及涉檔有關中央部委審核，然后經外交部檔案鑒定開放領導小組審定和外交部部務會議通過，最后將公布外交檔案的計劃和目錄呈報國務院審批。

　　第一批解密工作完全靠手工完成。在第二批解密工作中，所有檔案都事先掃描進電腦，專家看完原件之后，就直接在電腦上寫上審核意見。同時，第二批解密不用復審，在專家意見逐層上報審批后，檔案就可以開放。此外，外交部還購買了專門的檔案解密軟件，這種軟件可以通過設定標準、進行分類，使從事檔案解密的工作人員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11月12日已經是第三批解密檔案了。檔案館鑒定和開放處處長張素林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2006至2008年間，約有70多位在職和離退休外交官與檔案工作者參與了第三批檔案的解密工作。”此次解密的檔案數量是前兩批的總和，開放比例也達到70%，接近國際標準。張素林說，“完成這項工作絕非易事，其背后是外交部眾多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

　　卸任大使領銜鑒定小組

　　2006年6月，受外交部歐亞司的委托，曾經擔任過吉爾吉斯斯坦、拉脫維亞、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四國大使的姚培生與其他三位外交官組成了一個檔案鑒定小組，開始進行第三批檔案解密，這其中包括1961至1965年間有關中蘇關系問題的外交檔案解密工作。

　　“這一時期準備解密的中蘇關系外交檔案有將近600卷。”姚培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外交部檔案館把這些案卷交給我們小組，要求我們一頁不落地審閱，并提出了完成任務的大致期限。”

　　據姚培生回憶，在檔案審查過程中，鑒定小組成員間經常要就一些重要的案卷交換意見、相互參閱。“以1963年7月的《中蘇兩黨會談記錄》為例，這份記錄長達600頁，是一份機密度最高的文件。但小組成員經過認真討論后，還是統一了意見，認為可以全部開放。”

　　為了方便讀者查閱，工作人員還把原有的600卷檔案按內容拆分成了2000個小卷，“原來一摞檔案里有20到30個小卷，如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方會談，其中包括禮賓活動、會談記錄等多項內容，我們在解密的過程中把它按內容分門別類，這樣從目錄上看一目了然，查閱起來也比較方便。”姚培生說。

　　公布中蘇關系演變文件

　　自2004年以來，外交部分兩批先后開放了41000多件檔案，時間跨度從1949年至1960年。此次外交部向國內外解密的外交檔案共41097件，時間跨度則是1961年至1965年。外交部檔案館館長郭崇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這是外交部迄今解密檔案數量最多的一次，“占這一時期外交檔案總數的70%，而前兩批的開放比例分別為60%和30%。”

　　郭崇立說，本次解密檔案中，中蘇關系演變文件的開放比例為歷年最高。從1963年7月14日蘇聯發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臺，包括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蘇關系問題的指示、批示、內部講話、情況調研報告、雙邊談判記錄、往來電報等文件，完整地記錄了這一時期中蘇兩黨意識形態論戰的過程。其中涉及的重要歷史事件包括1963年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方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進行會談；赫魯曉夫下臺后，中蘇國家關系相當緊張，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1964年周恩來出席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活動；中國協助轉運蘇聯對越南的軍事援助等。

　　“這次中蘇檔案開放程度非常高。比如中蘇兩黨會談記錄的詳細內容，包括赫魯曉夫接見鄧小平時的所做的講話，我們一個字都沒有保留。”姚培生大使說。

　　此外，本次開放的檔案中，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相關文件也同樣引人關注，其中包括中方當年的應變措施和撤退人員等情況，中方釋放印度戰俘的聲明以及具體安排，以及中方與印方交涉情況如《國防部發言人聲明》、《中方向印方通報釋放戰俘》等文件。

　　解密中美26次大使級會談

　　有關中國在1961至1965年間積極改善同發達國家關系的真相，本次解密的外交擋案也一一記錄在冊，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中美大使級會談。自1955年至1970年2月，中美兩國大使共舉行了136次會談，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礎。此次開放檔案涉及中美兩國繼續通過大使級會談(第103次至128次)進行對話共26次，內容涵蓋雙方僑民回國、互換記者、裁軍、越南戰爭、武器試驗等，包括中方會談方案、往來電報、談判口徑、中國抗議美國U2飛機侵犯中國領空等文件。

　　在本次解密檔案中，許多有關中法建交歷程的文件都是首次公開，如《法國外交部歐洲事務負責人談中法建交事》、《黃鎮向法國總統戴高樂遞交國書》等。

　　此外，在本次解密檔案中，公開了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碕達之助在北京簽訂了關于發展中日兩國民間貿易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同時還簽署了互設常駐辦事處、任命常駐代表并互派常駐記者的協議。“這些檔案反映了當時中日關系的重要特點是‘以民促官’。”郭崇立說。

　　未來三年解密文革期間檔案

　　據本報記者了解，根據《檔案法》及其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檔案自形成之日起滿30年對外開放。郭崇立表示，“目前檔案解密工作是‘集中清理欠帳’，外交部計劃爭取在未來三年內完成1965年至1977年的檔案解密工作，之后將實現檔案逐年解密開放。”

　　郭崇立介紹，外交部解密檔案有4個原則，概括而言就是“四不”，即“凡是影響國家利益，特別是安全利益的檔案不開放；凡是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關系的檔案不開放；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檔案不開放；凡是影響民族團結的檔案不開放。”除此之外的外交檔案都可以開放。

　　本報記者在電腦調閱時發現，很多檔案文件是手寫稿，如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親自起草的文件，都是用毛筆寫的蠅頭小楷，有些談話記錄則是由當時外交人員用細鋼筆手寫下來的。郭崇立說，“這些都給工作人員審閱工作帶來不少文字辨認上的困難。”

　　記者在調閱檔案時也注意到，有關檔案中不能公開的部分會以涂黑的方式加以屏蔽。據郭崇立透露，“這種遮蓋技術的引用符合國際上的規范做法，避免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因一兩段不能公開而不能為公眾所使用的情況，提高了檔案的開放比例。”

　　開放檔案得到廣泛利用

　　自2004年外交部公開第一批解密檔案以來，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已經接待檔案利用者3400多人次，其中國外利用者700多人次，包括一些研究中國外交史的外國學者。

　　目前，這批公開的外交檔案不僅為中外學者研究中國外交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時也成為新聞報道的生動案例和公眾了解外交歷史的重要渠道。許多專家都認為，外交檔案的進一步開放體現了中國政府依法治國的理念和對國民知情權的尊重，是中國外交日益自信、成熟的表現。

　　根據已經解密的檔案，外交部檔案館先后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檔案選編》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解密外交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檔案：1949～1955》， 《建國初期的外交部》等一系列暢銷書，使公眾能夠更多地了解外交決策的過程和中國外交發展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