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十里南京路霓虹閃爍。光影交錯之中，滿街的明星代言廣告令人炫目。

　　明星代言廣告，今天看來已是司空見慣。人們也不會特意長個心眼、問一句，誰同意商家將這些明星肖像用于商業宣傳？然而16年前，正是在這條南京路上，這個問題引發了一場轟動一時的肖像權官司。

　　這起官司正是大陸首例境外人士肖像權糾紛案、被稱為“同時系著三塊訴訟奧運金牌”的劉嘉玲肖像權案。

　　“法律從無到有、從有到用，法治才會漸趨完善”

　　【鏡頭閃回】一場引發全社會關注的官司，源于全然無心的一瞥。

　　1992年，被評為“香港十大明星”的劉嘉玲隨香港電影公司來上海拍攝電影《歲月風流》。7月16日傍晚，拍戲間隙的劉嘉玲到南京路游覽。

　　走進華聯商廈，顧盼瀏覽之際，劉嘉玲發現：店堂內懸掛著一幅幅五彩繽紛的廣告旗，旗上光彩照人的美貌女郎不是別人，正是她自己。更令她震驚的是，柜臺陳列的廣告標牌和經銷的“雅麗絲”化妝品包裝與說明書上，也都印有她的肖像。“我怎么完全不知情！”

　　同樣的侵權事實，劉嘉玲在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也發現了。氣憤、錯愕，劉嘉玲頓時興致全無。當即買下數盒侵權化妝品，劉嘉玲決定：要在大陸打一場官司。

　　1992年7月16日晚，約摸9點。永福路上海市電影局電影文學部大院《歲月風流》拍攝現場，當時在浦東涉外律師事務所任職的陶武平律師經朋友帶領，穿過密密人群，來到底樓化妝間，第一次見到了劉嘉玲。時隔16年之后回憶起化妝間里那短短8分鐘的初次談話，陶武平記憶猶新。

　　“劉嘉玲的問題開門見山：這場官司能不能贏？能不能叫對方賠錢？在提出向對方索賠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費時，她報出了賠償數額‘1000萬’。”看到劉嘉玲一臉認真，陶武平啞然失笑：“你猜猜，至今為止上海法院判得最高的精神損失費是多少？”

　　“1000元？”劉嘉玲跟著陶武平一起笑。

　　“3000元！”陶武平認真地回答了她。

　　劉嘉玲愣住了，半晌沒有說話。

　　“我知道你有個身價的問題，數字開低了吧，會被你周圍的演藝界同行笑話。我想還是面對國內的現實，在這1000萬元的基礎上去掉一個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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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良久，劉嘉玲抬起頭輕聲說道：“好吧，就照您說的辦。”

　　其實，劉嘉玲打這起官司并非為了錢。16年后的今天，劉嘉玲在回復本報記者的電子郵件中寫道，“整個事件里面，錢根本不是我考慮的重點，因為一開始我就決定無論有多少賠償金，我都會把那些錢捐出去。”

　　然而，即使是100萬元的賠償額，也足以令當時月收入不過數百元的上海市民震驚。作為解放日報政法記者的陳斌獲悉此案信息后也為之一怔，第一時間跟蹤采訪。

　　兩天后，在陶武平的帶領下，劉嘉玲來到位于福州路209號的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向許偉基法官遞交了訴狀，上面依次排列的被告是汕頭雅麗絲美容用品廠、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上海華聯商廈。當天，陳斌現場采訪了劉嘉玲和許偉基、陶武平。次日的《解放日報》在第4版發表了劉嘉玲在滬提出訴訟的消息，海內外許多媒體隨即轉載了《解放日報》的報道。

　　劉嘉玲索賠100萬元的消息見報后，一石激起千層浪。定居香港多年的劉嘉玲也許并不清楚：盡管1987年正式實施的《民法通則》對公民肖像權的保護已有明確規定，但國內許多人對此知之甚少。更不用說為了肖像權打官司，還要索賠巨額損失。

　　陳斌回憶道，當時，社會上不少人以為劉嘉玲在上海打官司，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提高自己在內地的知名度、出風頭。更有不少市民認為，“商家使用你的肖像是你的榮幸，為你做宣傳難道不好嗎？反過來要告商家，不是趁機敲竹杠嘛！”

　　對此，許偉基坦言：在當時，肖像權官司的確很少。劉嘉玲案是國內較早對肖像權進行法律保護的案例。“法的意義在于為人們所使用。法律從無到有、從有到被廣泛使用，社會法治才會漸趨完善。《民法通則》如此，其他法律也一樣。”

　　許偉基說，《民法通則》在我國民事立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民法通則》頒布后，我國又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民事法律和與民事有關的法律，如經濟合同法、涉外經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繼承法、公司法、海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等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調整財產關系的民事立法取得了很大成績。

　　“案子多少變化的背后，人們守法意識越來越強”

　　【鏡頭閃回】1993年2月9日，虹橋路1200號成為關注焦點。

　　劉嘉玲百萬標的肖像權案，在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8點30分剛過，能容納200多人的中院法庭已座無虛席。對于早已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百萬索賠數額，旁聽人員議論紛紛：“劉嘉玲獅子大開口！”

　　9點不到，劉嘉玲走上法庭，場內頓時鴉雀無聲。法庭上，劉嘉玲用略帶港腔的普通話宣讀起訴書：“三被告未經同意，擅自將我的肖像用在商品上，侵犯了我的肖像權，我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人民幣———100萬元！”宣讀到這里，她故意加重了語氣。

　　在許偉基、陳斌等人的記憶中，那時候，大街上的許多照相館都把為顧客拍攝的精彩照片掛在櫥窗里作為廣告，有新人的結婚照，有小孩子的滿月照，還有藝術照等等。甚至許多商品的包裝、廣告等也有隨意使用公民或名人肖像的現象。“商家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對，照片主人也不會有什么意見。”

　　因此，劉嘉玲案的出現會成為當時人們的議論焦點。今年已70歲高齡的李國光，時任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當他回憶當年情景時，依舊清晰如昨———

　　“上世紀90年代，上海的經濟發展已開始進入快車道，由此引發的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劉嘉玲案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李國光說道，“社會各界如此關注，主要有3個新聞興奮點：一是劉嘉玲案是香港明星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向內地法院提起訴訟的第一案，何況劉嘉玲是一位公眾人物，社會知名度高，在上海有很多追星族；二是在劉嘉玲案中，銷售商成為類似侵權的共同被告是第一次，且本案的銷售商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和華聯商廈又是多年來雄踞全國百貨業銷售額前10位的‘龍頭老大’；三是原告請求賠償精神損失額高達人民幣100萬元。如此高的索賠額在國內還是第一次。所有焦點都聚焦到了上海中院。”

　　劉嘉玲案的出現，也受到了國內法學界的重視。今天已是國內知名民法專家的傅鼎生教授，當年就參與了好幾次關于此案的討論。傅鼎生談到，當時普通百姓對民事訴訟并不關注，他們關注更多的是刑事案件，是對個人生命和財產的保護。對肖像權的保護，更是少有人問津。

　　1993年2月9日，劉嘉玲案正式開庭審理。之前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使得案件審理格外引人注目，普通市民、法律專家、海內外媒體記者等早早坐進了法庭，等候開庭。

　　在泛黃的劉嘉玲案卷宗里，記者找到了這次庭審的更多細節———

　　審判長問劉嘉玲：“賠償100萬元的依據是什么？”

　　劉嘉玲回答：“我不清楚大陸的法律，也不知道大陸合理的賠償應該是多少。要是在香港，賠償100萬元是絕對公平的，而且以我的身價來說，100萬元是偏低的。”

　　陶武平隨即作補充：“盡管《民法通則》實施后，精神損失費得到了法律認可，但是如何確定其數額至今沒有一個統一計算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法庭大都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規定，結合‘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后果和影響’來確定一個賠償額。”為此，陶武平提出，本案中應以劉嘉玲的肖像使用權轉讓費為主要參照標準，并綜合考慮被告非法利用劉嘉玲肖像所獲得的贏利，確定對劉嘉玲的賠償額。

　　當天的庭審，雙方唇槍舌劍，一直進行到下午近5點。庭審后，法院展開了大量的調解工作。經多方“斡旋”，劉嘉玲撤銷了對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和華聯商廈的起訴。1993年5月21日，在法院主持下，劉嘉玲又和汕頭雅麗絲達成協議：“雅麗絲”賠禮道歉，補償劉嘉玲精神損失費10萬元；劉嘉玲自愿放棄100萬元的訴訟請求。至此，官司畫上圓滿句號。

　　“劉嘉玲案的出現猶如一場生動的普法課，直接喚起了人們對肖像權的重視。”李國光告訴記者，“原來，中級法院一年也辦不了幾起肖像權官司，劉嘉玲案后一年居然達到數十起；在基層法院，肖像權官司更是遍地開花。”

　　“法治的進步、守法意識的提高，常常是通過案例來推進的。”作為一名學者，傅鼎生也冷靜地關注到：劉嘉玲案后類似案件開始不斷涌現。如病人狀告醫學雜志侵犯肖像權案、美院人體模特肖像權案等等……不管是名人，還是普通人，都學會了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肖像權。

　　一陣肖像權官司熱后，街頭照相館櫥窗里展示的顧客照片少了，商品包裝、廣告使用他人肖像也逐漸規范了。“這些年來，肖像權官司又漸漸少了。”傅鼎生說，變化的背后，反映了公民、企業對肖像權從不知到知之，再到大家依法保護的過程。公民自我保護的法律意識和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守法意識越來越強，肖像權官司就自然少了。”傅鼎生欣慰笑道。

　　也許，這樣的結果也正是劉嘉玲希望得到的結果。劉嘉玲在電子郵件中說：“我之所以提起訴訟，最主要的目的是借此呼吁公眾和企業應該有保護自己應有權利和尊重他人權利的意識。”

　　“法院是說理的場所，公開更便于監督”

　　【鏡頭閃回】對于這場各方關注的官司，從立案到調解結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通過媒體“全程”向社會公開。

　　1992年7月19日，劉嘉玲提起訴訟第二天，《解放日報》便刊登了消息；此后，圍繞劉嘉玲案的管轄權問題、被告的反應等，《解放日報》又作了連續報道。1993年2月9日，劉嘉玲案正式開庭。開庭之前，李國光和院領導們舉行記者招待會，鄭重宣布：為客觀、公正地報道案件的審理情況，允許記者記錄、錄音，在正式開庭前允許攝影、攝像……

　　16年后的8月15日，陶武平坐在解放日報大廈26樓咖啡廳，回憶起他和劉嘉玲進入法庭時的場景仍難抑興奮：來自境內外的70多家媒體蜂擁而至，以致他和劉嘉玲走入法庭時，攝像機、照相機的閃光燈亮成一片……

　　司法要追求“陽光下的公正”。

　　李國光告訴記者，劉嘉玲案從立案開始就由媒體進行同步報道，使得案件真相大白于天下，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這一案件是國內較早能夠做到“全程”公開的案件，“法院公開審判是當年審判方式改革的核心，而通過媒體的筆和鏡頭則能實現更廣泛意義上的公開。”李國光說道。

　　“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被實現。”一句法學上的格言，道出了司法公開、透明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后，法治迎來了“春天”，人們對于司法公開、透明的要求也更加強烈。親歷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次公開審判的法官王犁至今記憶深刻———

　　1979年4月，檢察機關向法院起訴了一起妨害管理秩序案，指控被告人陳永勝傳播誹謗性謠言，在南京東路等地多次攔阻車輛、蓄意堵塞交通、損壞車輛，并爬上車輛、煽動搗亂。“在此以前，法院審理案件基本上采用書面形式，而當時的《刑法》、《刑事訴訟法》仍在起草征求意見之中。”王犁說，由于此案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法院受理后決定公開開庭審理。

　　1979年4月27日下午，公開庭審正式進行。一時間，一張“旁聽證”成了最緊俏的票子。也就在當天，包括《解放日報》在內的眾多媒體都派出了記者到現場采訪。案件經報道后反響強烈，社會各界紛紛認為：公開開庭民主、以理服人，這樣判有利于被告改造，也有利于教育群眾，同時希望法院對民事案件也能開庭審理。

　　許偉基談到，在此之后，刑訴法、民訴法、行訴法三大訴訟法相繼出臺，這些法律都明確規定了“公開開庭，公開質證，公開宣判，公開判決”的原則。從法院發出第一張旁聽證，到后來的公民憑身份證即可旁聽案件審理；從1999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首次電視直播庭審，再到如今的首次互聯網直播庭審，法院的“大門”越開越大。“法院是說理的場所，公開更便于監督，對更好地實現公正具有極大促進意義。”許偉基說道，“經過公開庭審、公開報道，劉嘉玲案無疑成了當時社會一堂生動的普法課。”

　　時至今日，再次回眸劉嘉玲案，李國光感慨不已：雙方達成調解協議后，被告企業自動履行了協議，劉嘉玲卻轉手將10萬元賠償款捐贈給了希望工程，當年香港的一家報紙就稱“這是一場沒有輸家的官司”。

　　而從今天來看，劉嘉玲案的意義遠不止于此。(陸一波 沈軼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