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法制文學回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建設的發(fā)展，法制文學也日趨繁榮。它不僅在普法教育宣傳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且已蔚然成風，成為新時期文壇上的重要一翼。

　　法制文學以法律與犯罪這一獨特敘事視界切入社會與人生，通過描寫執(zhí)法與違法、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掘進到人性的深處，使讀者在被曲折情節(jié)吸引的同時，也加深了對社會、對法治以及對人心的全面洞察。

　　“傷痕”累累的控訴

　　歷經(jīng)“無法無天”的瘋狂年代之后，一批反映“文革”中黑白顛倒、冤獄遍地的作品迅速出現(xiàn)，如以《大墻下的紅玉蘭》為代表的“大墻”系列作品，《帶手銬的旅客》、《法庭內(nèi)外》、《第十個彈孔》等電影文學以及話劇《于無聲處》，在當時都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對“文革”義憤填膺的控訴和徹頭徹尾的否定，成為這一時期法制文學的主旋律，其特征是“傷痕”累累，“反思”沉重。《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等小說率先以監(jiān)獄、勞改農(nóng)場為題材，精心選擇了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大墻”內(nèi)這個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揭露了十年浩劫時期是非顛倒，鬼蜮橫行的黑暗現(xiàn)實，被文藝評論界稱作“大墻文學”。這一稱謂很快就成為反映“四人幫”橫行時期監(jiān)獄生活題材作品的代稱。

　　憂患深沉的反思

　　激情的血淚控訴之后便是對苦難的深刻省察。文學的反思精神自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始，隨即形成一股潮流蕩滌文壇各個領域。法制文學作家當然也不會例外，他們在反思歷史的同時，也在反觀現(xiàn)實，政法干警的人生價值、生存狀態(tài)、心靈感受、歷史使命等已成為法制文學關注與思考的焦點。

　　海巖的小說《便衣警察》將警察放到宏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加以表現(xiàn)，使作品的思想性、時代性得到了有效凸顯，凝聚著厚重的社會含量。所以它一經(jīng)問世，便引起了文學界的高度重視，被稱為“1985年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佳作”。小說經(jīng)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并改編為電視連續(xù)劇后，更在全國廣為流傳。

　　80年代的法制文學漸漸地將筆觸滲透到歷史、社會、人性的肌理，顯示出深沉的憂患意識、沉重的使命感和人道主義精神。

　　可以說，在“反思文學”的旗幟下，這一階段的法制文學很好地完成了“文學的反思”，其創(chuàng)作視角、藝術手段和美學風格等都達到了新的境界。比如作品更加在意對犯罪者的心理剖析，注重對深層人性的透視。如李迪的《傍晚敲門的女人》就表現(xiàn)了法與情、道德與法制的尖銳沖突。法律無情，殺人償命。判決是公正的，然而文學有情，它只能在道德與人情的法庭上爭辯。小說表現(xiàn)出了深邃、復雜的人性內(nèi)涵，給人們敲開了認識社會的另一扇側(cè)門。

　　人性和社會痼疾的剖析

　　上世紀90年代的經(jīng)濟變革和社會轉(zhuǎn)型使世紀末的文壇呈現(xiàn)出斑斕的色彩。一些知名作家開始接觸并創(chuàng)作起法制題材的作品，如余華的《河邊的錯誤》、韓少功的《前科》、劉醒龍的《合同警察》等，都以嶄新的視角與藝術手法切入法制題材，剖析人性本色和社會痼疾，閃耀著理性的光芒，這給法制文學的發(fā)展帶來了新鮮血脈。

　　提到90年代后的法制文學，我們不能不談及反腐文學和官場小說。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多元化趨向，使得腐敗及與之相關的畸形的官場文化成為一個影響社會發(fā)展的巨大毒瘤。這也激起了許多作家的藝術勇氣，他們以筆為劍，直刺腐敗和不良干部文化，創(chuàng)作出一批分量厚重的作品。如張平的《法撼汾西》、《抉擇》、《天網(wǎng)》，陸天明的《蒼天在上》、《大雪無痕》，周梅森的《國家公訴》，王躍文的《國畫》，朱恩濤的《公安局長》等，都很有代表性。優(yōu)秀的法制文學作品痛切針砭腐敗問題，熱情謳歌敢于同腐敗現(xiàn)象作斗爭的共產(chǎn)黨人和人民群眾，深刻揭示了時代艱難演進的曲折歷程。尤其是一些小說被拍攝成影視劇作后在全國熱播，引起了廣大觀眾的強烈共鳴。

　　可以說，當下的反腐文學和官場小說，已成為法制文學中兩道獨特亮麗的風景線。

　　法律人的自我展示

　　進入新世紀，隨著網(wǎng)絡的發(fā)展和草根文學的勃興，法制文學界出現(xiàn)一股新的潮流---越來越多的法律工作者以手記的方式，記錄法律人的情與思，通過個人的視角展示中國近二三十年來的法治的變遷。警官手記、法官手記、檢察官手記、律師手記紛紛涌現(xiàn)，從網(wǎng)絡論壇到個人博客，從紙媒書籍到影視作品，手記體法制文學正呈現(xiàn)出方興未艾的發(fā)展態(tài)勢。

　　《女檢察官手記》是其中的代表作。該書由擔任了11年副檢察長的女檢察官理靈所著，真實地記錄了她在職業(yè)生涯中親歷的20余起案件，不僅把一樁樁觸目驚心的案件呈現(xiàn)給讀者，而且頗有深度地剖析了個案的歷史根源、社會背景及犯罪嫌疑人的復雜人格和變態(tài)心理。該書先是在網(wǎng)絡上連載，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后結集成書并被改編拍攝成電視系列欄目劇《女檢察官手記》。

　　手記體的法制文學兼具藝術性和資料性，既有以文學的形式記載法治進程的宏大意義，又能滿足百姓揭開司法人員和司法工作神秘感的探求欲，因此這種文體是有生命力的。但是這種文體剛剛出現(xiàn)，很大程度上還具有自發(fā)性，如何在形式和技巧上更趨成熟，如何提高作者的寫作水平，挖掘作品的思想深度，產(chǎn)生真正的文學巨著，還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綜觀新時期以來的30年發(fā)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到，法制文學始終與時代脈搏共振，它以獨特的題材內(nèi)涵與曲折的情節(jié)設置吸引了不同年齡、不同層次、不同審美口味的眾多讀者，是一種雅俗共賞的文學形式。(王智慧　鄭博超/文)

　　記憶中的法制文學經(jīng)典

　　《于無聲處》宗福先

　　30年前，話劇《于無聲處》從上海走向了全國，并在北京達到了白熱化:故事發(fā)生在“文革”結束前夜，社會氣氛還沒有完全恢復，人們的思想雖仍高度壓抑，但卻積壓了強烈的對正義的呼聲，處于即將爆發(fā)的邊緣。

　　首演后，該劇很快在全國引起轟動，《文匯報》全文刊載了劇本。數(shù)千萬人通過報紙、電視和劇場，閱讀、收看了這個戲。

　　《人妖之間》劉賓雁

　　這篇報告文學在1979年《人民文學》第九期上發(fā)表。作者以王守信貪污案為引子，通過對建國以來最大貪污犯王守信的發(fā)跡過程的敘述，反思了“文革”的深層原因。《人妖之間》在思想立意、觀察角度、篇章結構、敘述語言等等方面，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

　　《追捕二王紀實》李宏林

　　1983年2月12日，沈陽發(fā)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持槍殺人搶

　　劫案。案犯橫跨國內(nèi)十幾個省，歷經(jīng)七個月，殺死軍警和無辜群眾達十人，殺傷十余人。《追捕二王紀實》真實記錄了“二王”的兇殘和公安人員的偵破努力。

　　1984年，改刊后的《啄木鳥》第一期刊載了此文，在社會上引起轟動，發(fā)行超過百萬冊。

　　《—半是火焰，—半是海水》王朔

　　小說寫了一個“不良分子”的情感生活和犯罪史，反映了那個時代年輕人生活的浮躁和法治意識的淡漠。

　　小說刊發(fā)于1986年第2期《啄木鳥》，曾改編為電影，有英、法、瑞典文譯本。

　　《萬家訴訟》陳源斌

　　陳源斌在《萬家訴訟》中以沉重的筆觸對鄉(xiāng)村的法治現(xiàn)狀進行了描畫，也寫出了普通農(nóng)民在法律與人情發(fā)生沖突時的困惑。1992年春，《萬家訴訟》榮登《中國作家》首屆中篇小說大獎榜首。并催生了著名電影《秋菊打官司》

　　《九—八大案偵破紀實》武和平

　　14年前，發(fā)生在河南開封的“九一八”大案震驚全國。當時身為開封市公安局局長的武和平不僅親自指揮破案，還將辦案經(jīng)過形成文字，此后他還出演了紀實電視劇《九一八大案紀實》。該劇開了法制紀實電視劇的先河，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何家弘創(chuàng)作的犯罪懸疑小說系列

　　何家弘是國內(nèi)證據(jù)法學專家，他將法律與文學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就產(chǎn)生了頗具特色的“何家弘作品集·犯罪懸疑小說系列”。在這個系列中，作者運用設置懸念和推理探案的寫作手法，堪稱國內(nèi)推理小說的優(yōu)秀之作，并在精彩的故事中探索犯罪與人性的關系。

　　這些小說曾在國內(nèi)多家報紙上連載并出版，后來被翻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還上過法國暢銷書排行榜。

　　《抉擇》張平

　　《抉擇》是一部熱切關注時代和社會的警世之作，是反腐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小說榮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被改編為電影《生死抉擇》后，在全國范圍內(nèi)引起了強烈震動。張平又以此書榮膺第五屆茅盾文學獎。

　　《國畫》王躍文

　　王躍文以一本《國畫》揭開了其官場小說的序幕。

　　王躍文的官場小說，把官場的腐敗活靈活現(xiàn)地描繪出來，他把腐敗分子們寫得很有人情味，但愈是如此，小說對官場生活的揭示愈加真實和生動。王躍文的小說盡管沒有高舉起反腐敗的大旗，但洋溢出濃厚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色彩。

　　《大雪無痕》陸天明

　　陸天明善于把各種政治事件有機結合起來，一一鋪陳，既讓觀眾感受到事件的錯綜復雜、撲朔迷離，又能從中體會到反腐倡廉的艱辛不易。

　　他能把神秘的政治生活與群眾關注的反腐工作結合起來，情節(jié)設置曲折多變、環(huán)環(huán)相扣，讓人欲罷不能。

　　《國家公訴》周梅森

　　腐敗與反腐敗的較量，闡示出法律的沉重。周梅森將此斗爭上升到現(xiàn)代國家應以法律為準繩的理念高度。《國家公訴》這部小說超越了那些呼喚包打天下的清官作品，卓爾不群地表達了作者深邃的政治見識，以文學的方式闡釋了依法執(zhí)政、依法治國的科學性、正確性。

　　(鄭博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