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有效解決社會糾紛的長遠機制看，司法維系法治所依賴的并不應當是什么類型案件都能斷的法官，而更多仰仗的是精通某一領域審判經驗的專業性法官

　　近來，有兩條關于專門審判庭成立的新聞惹人注目。一個是，江蘇首個勞動爭議專門審判庭在南京市玄武區法院成立(11月17日《法制日報》)；另一個是全國首家金融審判庭在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成立，今后將建立法院與金融監管部門的信息交流制度、法院與金融機構的情況通報制度，了解金融行業的司法需求，并通過案件數據統計和案例分析對金融機構提出有針對性的司法建議(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

　　兩個專門審判庭的成立，都可以說是應運而生，大量專業化糾紛案件的涌入，給傳統的審判機構帶來智識和精力上的巨大壓力，由此催生出專門的審判庭。對于前者，當前社會上勞動爭議案件日益增多，并具有群體性糾紛多、新類型爭議多、突發性爭議多等特點，客觀上給司法處理勞資糾紛帶來了新挑戰。僅在南京市玄武區法院，今年前10個月新收案件就是去年同期的5.6倍。正是在這種審判壓力下，勞動爭議審判庭才從原來的審判機構中脫離出來；而對于后者，據了解，僅2006年以來，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受理的各類金融民商事案件就高達5603件，案件范圍遍布銀行借款、信用卡、擔保、證券、期貨、保險等各個領域，涉案標的總金額達16.55億元。很顯然，專門審判庭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金融案件數量猛增、涉案標的不斷“飆升”的社情。

　　現代社會，隨著專業分工的精細化，社會糾紛也出現專業化和復雜化發展傾向，從而使得傳統的民事、行政、刑事審判庭難以應對一些專業領域內的糾紛。因為在這種相對籠統的審判機構中，法官的業務能力難以形成專業分化，更缺乏對某一類案件的長期審判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這勢必會影響對一些十分專業的糾紛的判斷與處理。從某種程度說，法官斷案猶如醫生治病，我們判斷一名醫生的專業素質高低，往往并不在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的“通才”標準，而恰恰反映在“術業有專攻”和醫生對一些疑難雜癥的診斷和治理上；同理，從有效解決社會糾紛的長遠機制看，司法維系法治所依賴的并不應當是什么類型案件都能斷的法官，而更多仰仗的是精通某一領域審判經驗的專業性法官。

　　法律向來是一項精密的科目，內部分化十分復雜，這要求執掌它的人必須經過長期的浸淫才能成為某一方面的“專家”。正因為如此，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行業越來越顯示出精密化分工的趨勢。在美國，其律師分化已經細致到保險、移民等這樣的專業領域，而對一些家庭事務糾紛的審判，法律還要求必須聘請專門的家庭事務律師。這種法律職業的精密分化，必然要求處于法律帝國知識頂層的法官隊伍邁向專業分化，成為不同領域內的“行家里手”，如此才能確保法院在各種專業領域的糾紛中應付自如，不致于審判中受到專業律師的影響。

　　相對而言，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建設的時間還不長，法律職業的分化遠不如國外那么明顯。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糾紛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法律職業也開始表現出明顯的細化趨勢，在房地產、知識產權、勞動糾紛、金融等領域都形成了專業性的律師。在這種背景中，在原有審判機構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糾紛的密集程度分化出相關的業務審判庭，無疑有助于各類專業化糾紛的解決。因為這種審判機構的專門化，必將帶來法官隊伍的知識化，催生出一批在某一領域非常專業且深諳此類案件審判規律的專業型與經驗型法官，從而為化解專業化糾紛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例如在上個世紀末，針對我國知識產權糾紛的增多，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知識產權審判庭，十多年來不僅審理了大量知識產權新類型案件，為知識產權司法審判與立法提供了生動的案例與實踐，也培養了一支審判經驗豐富、理論造詣精深的知識產權法官隊伍。

　　總之，社會分工的細化體現了人類的發展與進步，而審判機構的專門化也體現出司法的發展與進步。日益復雜而精密化的社會糾紛呼吁司法組織的專業化，反過來，審判機構的專門化也將有助于各類社會糾紛的有效解決。所以，根據社會糾紛的種類、特點和數量，適時分化出不拘一格的專門化審判庭，對于發揮司法的社會功能、促進司法自身的壯大發展，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