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龍案二審11月17日在安康市旬陽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庭審中出現戲劇性一幕，周正龍突然改口讓辯護律師措手不及。庭審中，周正龍多次在回答檢察員和辯護律師的提問時表示，“我錯了”、“我要徹底承認錯誤”。(西部網11月17日)

　　人們關心的焦點仍然是：一個足不出戶的農民搞出如此逼真的相片，在這些相片的幕后，還有哪些“高人”沒有受審？如今，周正龍自己認錯了，承認拍攝的是假老虎，并且不認為幕后有人，那么，法官是否就可以就此打住，按周正龍自己說的來認定事實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知道，英美法系實行當事人主義，法官一般沒有主動調查權，所以被告人的供述特別重要，一旦他們認罪，他們的供述就會直接作為證據采用。而大陸法系實行的是職權主義，法官不是被動消極的旁聽者，而負有查明真相的職責，如果法官對被告人的供述存有疑義，就應依職權主動調查真相，甚至有不采納的權力。

　　1996年，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我們從完全的職權主義逐步向當事人主義轉變，強調了控辯雙方的舉證責任，加強了庭審的抗辯性。但是，我們仍然具有許多職權主義的特征，法官仍然負有查明真相的職責。《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因此，判案仍然要追求客觀事實；《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因此，對于有疑問的證據，法官不能以被告人的口供直接定案，不能放棄查明真相的職責。周正龍可能出于種種考慮，不愿意公布幕后的指使者、幫助者，但法官卻不能以周正龍已經認錯為由，置公眾與辯護律師提出的種種疑問而不理，不主動核實和調查相關證據。

　　不僅法官有調查核實周正龍有無幕后的指使者、幫助者的職責問題，檢察官更負有相應的職責。我國的檢察機關是司法機關，不是單純的當事人，負有客觀公正的義務，既負有查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也負有查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因此，檢察官應當用足夠的事實來證明周正龍幕后并無指使者、幫助者。

　　但愿，周正龍的認錯，不會永遠掩飾在他背后的事實真相。 (楊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