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折射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說易行難”

　　11月8日，第10次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巴西圣保羅召開。這次會議被認為是在15日舉行的20國首腦峰會的“前奏”、一次預備會和摸底會，因此為期兩天的閉門會議談了些什么備受關注。

　　耐人尋味的是，美國財長亨利保爾森并未出席這次會議，而是派遣副部長戴維麥考密克與會，后者就金融體系改革呼聲的表態極為謹慎，僅稱各方討論“頗具建設性”。此外，歐盟國家的多位財政部長也未與會。

　　因此，此次會議并未提出具體措施和協議，也再次折射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說易行難”。而且，鑒于目前的力量對比和利益訴求依然懸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仍將是漫長的博弈和協調過程。

　　新興市場羽翼未豐

　　大會輪值主席國巴西總統盧拉在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無法單獨左右世界經濟，新興市場國家2007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75%。他強調，世界經濟決策需要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應重新審視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角色或進行改革成立新的金融機構，以更好地監管國際金融市場。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驥如博士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以“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確實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動力，也理應在國際金融體系運作中獲得更多話語權。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承認，“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和持續性的全球體系，那么在這一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必須擁有話語權。”佐利克表示，如果發達國家在損害和排斥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構架和規范，將是錯誤的。

　　但是，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指出，同時應該看到，新興經濟體的這一訴求仍無足夠的實力相稱。沈驥如認為，20國集團中有8個發達國家，其余12個均為發展中國家，雖然這是世界格局的一個重大變化，但是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美元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地位尚難挑戰，還需要力量對比的進一步改變。何況，目前的博弈主要是在美歐之間，發展中國家應該看清自己的實力和自身面臨的問題。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

　　《華爾街日報》11月10日載文稱，“沒有得到美國的贊同下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任何重大變革都難以實現。”沈驥如表示贊同，“美國仍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中仍是一國獨大，美國自然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這一主導地位。”

　　其次，各國能否確保真正團結一致。雖然在財長會的聲明中各國表示將聯合起來應對金融危機，但是各國都有自身的利益，同時對應對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這兩大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打算，存在著很大分歧，協調一致在事實上很難。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劉軍紅對本刊記者說，首先的問題是，各國利益相差太遠；其次是，目前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擴散，全球化成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全球化”，再沿用戰后初期“政府主導型全球治理模式”，恐不合時宜。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大特點是通過多國政府協定，規范國際貨幣體制。面對全球化時代，“多國政府間協定”很難管理全球性的國際金融行為，只能通過提高“市場質量”，促進“市場制度升級”，維護基于市場的國際金融體系與國際貨幣體系。政府過度管理只能降低市場效率，并不利于防止金融危機。

　　沈驥如對本刊指出，他認為，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要經過一段漫長的磋商和協調過程，各國當前的任務是保證國際金融市場盡可能平穩，不大起大落。

　　改革矛頭指向國際金融組織

　　沈驥如說，在主導貨幣和匯率制度上沒有大的改變，就難言國際金融體制有徹底的改變。無論是歐盟7日提出的方案還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倡議都只是對現行體制的一些修補。英國更早些時候提出的建立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議更只能算是一個“良好的愿望”。

　　目前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的改革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矛頭所指。沈驥如認為，這恰好也反映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不易，各國因而將改革矛頭針對這些相對較易實現改變的國際經濟組織實體。

　　沈驥如表示，相比而言，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協調和決策機制更加公平、透明和有效率，具備更好的監管能力，顯得更為可行一些。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股權應增加，以改變美國一國獨大的現狀。

　　據報道，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此次G20財長會議上已作出表示，世行正考慮把發展中國家在世行中的股份比例提高到44%。此外，世行行長的選舉和任命將更加透明、公開，決策過程中也將更廣泛地征求意見。

　　在機構改革問題上，劉軍紅也認為，必須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權利。不過，這需要徹底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體制，工程浩大，牽涉的利益面極其廣泛，一場金融危機還遠不能促進各方達成意見一致。(皇甫平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