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學術界有些人宣揚“普世價值”。他們說，“國際通行”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就是“普世價值”，在這些“普世價值”面前沒有必要區分歷史、階級和社會屬性，中國不應強調特殊性而自外于這些普世價值。“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就是“人權、法治、公平、正義、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日漸成為我們文明中的核心價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歷程，就是不斷學習和實踐人類普世價值的過程”。還有人提出“解放思想應該有核心目標”，這個核心目標“就是要確立普世價值”，主張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的理論創新，都必須以“普世價值”為尺度，與國際上的民主、憲政等觀念接軌。一時間，“普世價值”成為時髦的流行語。

　　那么，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的實質是什么？中國是不是要沿著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去發展？這些都是事關我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需要認真探討。

　　　　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并不是普世的

　　什么叫“普世價值”？也就是說，價值的“普世性”指的是什么？宣揚“普世價值”的人認為，第一，這種價值觀念適用于所有的人，不管哪個階級、哪個個人都贊成并實踐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普遍適用性；第二，這種價值觀念適用于任何社會，不管哪種社會經濟形態都存在并適用這種價值，即它具有永恒性。

　　很明顯，這種論斷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他們說的價值觀念是普世的，那么中國早就應該是贊成并實踐了的，怎么會“自外于”這種價值觀念呢？反過來說，既然擁有13億人的中國不贊成或沒有實行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這種價值觀念怎么能說是“普世”的呢？可見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并不真正是“普世”的。人們都清楚，所謂“國際通行”的“普世價值”，其實就是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體系，就是指西式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法治等等。

　　某些西方學者對這一點看得比較清楚。按照我國宣揚“普世價值”的人的說法，英、美、法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法治等是“普世價值”，中國必須遵行。然而恰恰是這些國家的某些學者對這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表示懷疑。法國前外長韋德里納與法國國際和戰略關系研究所所長博尼法斯在新近聯合出版的新書《全球地圖冊》中，就談到了這個問題。有人質疑韋德里納是否“過于偏激”地放棄了人權、自由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他回答說：“我一直堅信和捍衛這些價值，但我不無傷感地告訴您，西方世界10億人口在全球60億人口中占少數，我們認定的‘普世價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顯然，得不到大多數人認同的價值不能算是普世的，這一點，連一些西方學者也是承認的。

　　可見他們宣揚的那些價值觀念的普世性是自封的，并不真的就是普世的，其目的是想借口“普世性”把那些價值觀念強加給別人，而不允許別人有所懷疑。

　　　　價值觀念從來都是具體的，抽象的共同的價值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獨立存在

　　我們并不否認普世價值，但價值總是具體的、社會的。人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人是在社會中進行生產和生活的，脫離社會的個人無法生存。像魯賓遜那樣不同其他人發生關系的人，只存在于小說里，現實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在生產和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必然發生一定的社會關系。由于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地位不一樣(在階級社會里就形成不同的階級)，追求的利益也不一樣，所以不同的人對同一種事物的價值判斷必然也是不同的。

　　當然，為了使社會正常運轉，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人們也會形成一些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這些行為規范或者是約定俗成的，或者是由法律規定的)，但即使是公認的行為規范，不同的人也賦予不同的內涵。宣揚“普世價值”的人往往把不同階級、不同人群存在的價值觀念中的共同點，抽象出來把它叫做“普世價值”。例如，資產階級講民主，無產階級也講民主，這兩種民主的性質和內容是根本不同的，但兩者之間也有一些共同之處，有人就把共同點抽象出來，然后把民主說成是“普世價值”。

　　但是，這種抽象的民主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獨立存在。從哲學上講，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脫離了個性而獨立存在的共性，共性總是與個性結合在一起，總是體現在個性中。人們可以在思維中把不同事物的共同點抽象出來，形成概念，但能夠在現實生活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只是個性的東西。打一個比方，人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具體水果———蘋果、橘子、梨、香蕉等———中抽象出共性的東西，把它概括為水果，但在市場上只能買到具體的水果，而買不到抽象的水果，因為水果這一概念只存在于具體的水果中。同樣，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抽象的民主、自由等也是不存在的。毛澤東說過：“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的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他還指出：“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08、209頁)

　　正因為這樣，鄧小平針對我國存在的民主發揚不夠的問題，在提出“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全黨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的同時，強調“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2卷第176頁)他明確指出，有的人講的“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2版第3卷第240頁)不能抽象地談論民主，不區分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更不能說只要主張民主，不管是什么性質的民主，就都是社會主義。

　　其實，歷史上早就有人鼓吹抽象的民主，考茨基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考茨基在反對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蘇維埃政權時，也宣揚所謂的“純粹民主”，也就是抽象的、普世的民主。針對考茨基的謬論，列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考茨基談論“純粹民主”的目的是“蒙騙工人，以便回避現代民主即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實質”。(《列寧選集》第3版第3卷第600、601頁)近90年過去了，列寧的這一論斷，今天讀來，仿佛就是針對眼前鼓吹“普世價值”的人說的。

　　自由、民主、人權、公平、正義、法治等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但三權分立、多黨制、極端個人主義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普世的。而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下，推銷西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和要害。

　　　　價值的內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因而沒有永恒的價值

　　人們對客觀事物的價值判斷，是一種觀念，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它的內涵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價值觀念的內容、人們的價值判斷的標準，是隨著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在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下，人們賦予同一個價值觀念以完全不同的內涵。也就是說，價值是歷史的，而不是永恒的、不變的。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看，沒有普遍地適用于一切社會的永恒的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了解嗎？”“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謂的“永恒真理”反映的恰恰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在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這一事實，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第291、292、293頁)

　　人們喜歡議論公平，把它說成是永恒的、人人都追求的東西，似乎這就是普世的價值觀念了。試問，有誰不贊成公平呢？然而抽象的、適用于一切社會的公平是不存在的。恩格斯在批評蒲魯東小資產階級的“永恒的公平”時，給公平下過一個經典性的定義。他說：公平“始終只是現存經濟關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觀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制度，因為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這種東西正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212頁)

　　馬克思在批評拉薩爾的“公平的分配”時，用提問的方式闡述了自己關于公平問題的觀點，這一觀點同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他說：“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難道資產者不是斷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嗎？難道它事實上不是現今的生產方式基礎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嗎？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的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從經濟關系中產生出法的關系嗎？難道各種社會主義宗派分子關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種極不相同的觀念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302頁)

　　公平作為人們的一種觀念，是經濟關系的反映。不存在某種永恒不變的、超越社會經濟關系的公平，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公平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有奴隸社會的公平標準，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的公平標準，資本主義社會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社會主義社會則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如果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公平標準宣布為“普世價值”，把它當作永恒的、不變的標準，用它來衡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判斷是不是公平，那是荒唐可笑的。對于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我們也應該這樣去理解。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

　　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不是根據社會經濟關系來確定價值的內容，而是倒過來，先驗地確定了所謂的“普世”的價值觀念(這有點像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然后根據這些“普世”的價值觀念來判斷現實社會的是非對錯，進而要求按照這些“普世價值”來安排社會關系。他們從來不回答他們所主張的抽象的、適用于一切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哪兒來的，仿佛這是人一生下來就必然具有的，是人的本性，或者是上帝賦予的“天賦人權”。其實他們所說的“普世價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賦予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看一看他們“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他們正是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民主、自由、人權、公平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而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不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關系嗎？他們之所以否認其所講的“普世價值”有社會制度上的區別，恰恰是因為現實中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

　　　　宣揚“普世價值”的目的是想改變我國發展的方向道路

　　江澤民同志曾經明確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這種觀點和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同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83頁)這一科學論斷，為我們認識宣揚“普世價值”的實質提供了指南。

　　宣揚“普世價值”并不是什么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有著鮮明的政治目的。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著尖銳的斗爭，而且這種斗爭將長期存在。宣傳“普世價值”，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封為“普世價值”，然后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指責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求按照西方的戰略意圖改造中國，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制當作普世的、惟一的民主制度，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共同協商的制度，說這是“另搞一套”，要求進行“憲政改革”；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宣布為人類共同的核心價值，要求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最可笑的是，居然把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取得的抗震救災的偉大勝利，說成是實施“普世價值”的結果，宣布中國走到了拐點，即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拐到西方的“主流”社會去。這樣的觀點，不是討論學術問題，而是要求徹底西化。

　　當前出現一股宣揚“普世價值”之風，并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現總有它的根源，我們可以從國際國內尖銳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的形勢中找到鼓吹“普世價值”這股風的源頭。有一位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了“普世價值”的實質，說所謂“普世價值”就是霸權主義的價值，他們想用他們的價值觀改造世界。真是一語中的！霸權主義把他們的民主說成是惟一正確的普世價值，從而要求世界各國(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都照此辦理，以便達到其演變社會主義、獨霸世界的目的。大量事實證明，正是他們，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等旗號，在全世界到處進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滲透，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組織起來，通過街頭政治的辦法，搞“顏色革命”，推翻不符合他們意愿和利益的政府，甚至干脆動用武力達到他們的目的。“普世價值”的功用就在于此。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無須贅述。從思想根源上說，多年來一些人所以看不清“普世價值”的實質，分辨不了是非，就是因為其忽視甚至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

　　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剖析鼓吹“普世價值”的階級實質，明辨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鼓舞廣大人民群眾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是哲學社會科學界應當承擔的重要任務。(作者：教育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