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場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活動正在全面展開。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四年之后，再次開展以此為主題的學習實踐活動，應該是有著特殊背景和意義的。筆者認為，一是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二是我們在發展的進程中也遇到了諸多問題，如何發展、怎樣調整、何去何從的問題擺在了國人的面前。

　　科學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是實踐經驗的結晶；是對客觀規律的正確概括和把握；是相對的客觀真理。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曾不斷有人因堅持科學的態度而付出生命的代價，如布魯諾，如華佗。雖然自五四運動起，象征科學的“賽先生”和象征民主的“德先生”，就成為引導中國人前行的兩面旗幟，但我們還曾不止一次地為自己的不科學態度而付出巨大的代價，如大躍進，如“文化大革命”；也不斷有人因堅持科學的態度而蒙冤受辱，如馬寅初，如張志新。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突飛猛進，社會面貌日新月異；但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環境惡化、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也帶來了嚴重的后果。我們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基礎上對客觀真理認識的一個升華，也是執政能力提升的一種體現。

　　“發展是硬道理”。“科學”和“發展”作為兩個褒義詞，與中性的“觀”字組成一個新的詞組，人們欣然接受。作為黨中央、國務院的偉大戰略，作為一個號召全國人民身體力行的口號，“科學發展觀”這五個字已成為政府文件、媒體報道和領導講話中使用最多的詞語之一，家喻戶曉，耳熟能詳。

　　假如每個人在講“發展”時加上“科學”這樣一個定語，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就可以水到渠成，或許就不需要為此專門通過一個黨的重要綱領性文件，也不需要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反復強調，更不需要在今天開展如此大規模的活動了。如同“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思想路線，每個人都可以掛在嘴邊上，但無論在工作上還是生活中，未必人人都能做到，未必事事都能如此。即使言必稱“科學發展觀”，也不能保證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本質要求。

　　記得幾年前，中央加強宏觀調控，采取了清理開發區、整頓土地市場等一系列調控措施。筆者就曾聽到一些地方領導抱怨：我們“基層”干部的責任和權力不對稱，許多具體工作要我們去做，但我們沒有任何權力，土地也批不了，項目也批不了。其實，無論是領導機關還是“基層”單位，領導的責任就是“執政為民”，而不是追名逐利。假如區縣鄉鎮領導都手握批地大權，何談貫徹最嚴格的土地政策？我還曾聽到一些部門領導說，不讓批地，農民怎么能致富？經濟怎么能發展？但是，大家都向有限的土地要富裕、要發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富裕和發展又怎么能持久呢？

　　還記得幾年前，印度洋海嘯引發的一場國人關于“敬畏自然”與“尊重科學”的爭論吧！以環保人士為代表的一方，和以旅美學人為代表的另一方展開了激烈爭論。雖然雙方各說各話，言語之間不乏“文革”遺風，扣帽子、打棍子、人身攻擊，但在我等局外人看來，這場爭論頗有點兒關公戰秦瓊的味道。因為，敬畏自然就是尊重客觀規律，本身就是一種科學態度；而尊重科學也就是尊重客觀規律，對大自然并非不敬，二者本質上并非勢不兩立。看來，即使是一些搞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專家，也未必就能把科學發展的真諦吃透。

　　更記得曾幾何時，當世界汽車生產廠家在合并、整合的時候，中國的汽車企業卻超過了百家，有23個省市把汽車業確定為支柱產業和經濟增長點，有27個省市都可以生產汽車。當時，各地一哄而上，理性的聲音得不到重視和采納。當我們終于發現對于人類而言，汽車并非多多益善的時候，卻又采取了非經濟手段來限制車輛。比如說按尾號限行，是奧運期間保持空氣質量和交通暢通的一種短期內的權宜之策，但是，不斷輪換限行的尾號給奧運后的百姓所帶來的麻煩或許更大于它所帶來的公平。

　　今天，在我們進行科學發展觀學習和實踐活動的同時，仍有一個以什么態度踐行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比如，面對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的問題，怎樣調控，如何出招兒才符合科學發展的真諦，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比如，要保持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什么是好，多快算快，大概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又如，一些官員和專家，一方面呼吁人人都有房產是不現實、不理性的；另一方面卻又想方設法為房地產商輸血打氣，繼續維持畸高的房價。也許，在各大城市都把房地產作為有限的增長點的時候，房價的下降和銷售的下降確會對GDP產生負面影響，但這難道不是違背科學發展的后果嗎？

　　還有，在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實踐活動中，有一個規定動作是領導下基層調研，這對于真實了解情況確有必要。但如果一擁而“下”，你方唱罷我登場，不僅可能明顯加重基層負擔，也難免在科學的旗幟下干出不科學的事情來。

　　總之，以什么態度踐行科學發展觀，正檢驗著我們學習和實踐的效果。(潘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