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五馬街是當地最繁華的商圈，11月12日晚，一場執法者與流動攤販間的沖突在這里上演。攤販聚眾掀翻執法車，阻擋機動車道。當日上午，三名自稱流動攤販代表的男子曾找執法局談判，希望能繼續在五馬商圈擺攤，攤販可以成立公司自律，遭到拒絕的當晚沖突發生。執法局則表示，部分攤販是蓄意聚眾鬧事。(11月14日《青年時報》)

　　一起原本不會發生的暴力事件，在執法者的意料之中上演了。正如報道所說，執法局領導當時就意識到攤販要有動作了，當晚讓巡邏隊增派人手，派了40多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并且不允許隊員單獨行動，但是當晚，還是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可以設想，假如流動攤販代表到執法局要求“談判”時，執法局能心平氣和地與他們磋商，合理合法地考慮攤販的要求，這起暴力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然而，當愿意“談判”、要求“自律”的攤販代表，遭到了執法局的拒絕，執法局與攤販之間的矛盾緩沖地帶徹底消失，隨之暴力事件發生。

　　攤販愿意主動談判，這其實是消弭暴力的強烈信號。然而，執法局拒絕了對話這種社會治理中成本最小的方式，卻更愿意選擇加派人手這種成本更大的方式，試圖維持某種現實的秩序，事實證明，這只能導致更大沖突，付出更多成本。如果說執法局對攤販談判意愿的拒絕，顯示出公權力者不該有的強硬，那么增派巡邏隊員以圖維持秩序之舉，則更顯示出公權力者對權力的“迷信”，即總以為通過強化管控就可以實現社會的動態平衡。豈不知，這樣的做法恰恰會導致更強烈的反彈。這也意味著，當公權力者傾向于以權力而不是以對話解決矛盾之時，被強制者也就更傾向于用暴力表達訴求。以權力強制對待民意訴求，導致民意強烈反彈，因此是溫州事件的關鍵原因。

　　社會治理不應是基于對權力的自我崇拜。社會學者柯林斯說過，“暴力強制總是以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損為結局。但被強制在本質上就是一種不愉快的體驗”。有效的社會治理，不在于激發而在于消減這種“不愉快的體驗”。因此，在一個利益多元的時代，必須建立起完善的利益表達機制，公權力需要學會容忍民意代表與自己平等對話的要求，使之以理性、合法的形式成為有利于社會治理的進步力量。

　　這已不僅僅是此次溫州事件呈現出的新課題，它在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一些公共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呈現著。比如重慶“11·3”出租車司機罷運發生后，當地政府意識到利益表達不暢的弊端，因此承諾建立出租車司機行業協會；在三亞“11·10”罷運事件中，出租車司機的要求之一也是建立有效快捷的訴求渠道。

　　只有當一個社會缺乏充分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時，暴力沖突才會成為惟一的對話方式。但不論對沖突的哪一方，這都是成本最大的方式，因此也成為社會治理不能承受之重。如果說接連發生的罷運事件，以及溫州攤販談判遭拒后發生的沖突事件，是以“倒逼”的形式，讓我們真正重視建立利益訴求機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那么，我們就仍然需要重新回到公共權力作為公民權利讓渡的本質上，來思考權力應當具有的謙抑原則。

　　在社會治理方面，公權力做換位思考，體恤民眾的冷暖十分重要，這不但是化解社會矛盾的需要，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所以，中央一直提倡“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提倡人性化執法。這就不能僅僅停留在口號上，而更要體現在行動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對待民意訴求，就更應盡一切努力，用對話的方式解決問題，避免對抗與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