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重慶的哥之后塵，海南三亞等地也于11月10日發生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的哥們的不滿集中在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租金過高、黑車太多等方面，希望政府相關部門盡快解決問題，并要求成立出租車司機自己的協會組織維護自身權益。

　　本月上旬，重慶市妥善處理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的做法，雖然在最后環節也引發了輿論的一些批評，但畢竟開啟了以對話促和解的先例，不能不說是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一次提升。這次三亞出租車司機罷運事件發生后，三亞市政府也給予了足夠重視，很快就和參與罷運的出租車司機代表進行座談；代市長王勇還代表市政府及相關部門向廣大出租車司機致歉，表示將迅速整頓該市交通行業，為合法經營者們創造一個和諧的經營環境。同時，政府方面還提出了四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即“支持出租車司機成立自己的協會，為司機建立有效快捷的訴求渠道。”

　　三亞市政府承諾支持工人成立自己的行業協會，是一個積極的信息。盡管嚴格說來，自由結社是中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但實際上，這項權利目前在很大程度上還只能算是一項紙面上的宣示，囿于各種各樣體制上、機制上、法制上、觀念上的有形或無形的限制與掣肘，難以真正兌現。

　　“出租車司機自己的協會”，按我的理解(也是合乎邏輯的解釋)，其實就是出租車司機工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以此觀照，三亞市代市長“支持出租車司機成立自己的協會”的承諾，應該說是于法有據的。允許成立出租車司機工會，也確實可以“為司機建立有效快捷的訴求渠道”，實際上也是政府和出租車司機之間的一個有效溝通渠道，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將各種問題化解在肇始之初，避免矛盾積累到罷工的程度，從而引發社會危機，損害公共利益，影響穩定大局。

　　但是，中國的工會法雖然賦予了職工“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卻又有諸多限制。按照該法的規定，中國工人是無法組織和參加非“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各工會組織”這一“官辦工會”系統之外的任何工會團體的。這樣做實際上與法律原則是相悖的。

　　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并不懷疑三亞市領導“支持出租車司機成立自己的協會”的誠意，卻很懷疑這事是否真正兌得了現。如果三亞的出租車司機在市政府的“支持”下真的成立了一個協會，卻在組織架構上仍然屬于“三亞市總工會”領導下的“下級工會”，那么，這個“社團”不要也罷。

　　當然，也可以不把問題想得那么悲觀。我們知道，中國除了有一部工會法外，還有一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假如三亞市領導真的支持出租車司機們成立自己的協會，那么就不要拿“法律效力”更高的工會法去規范他們，而是嚴格按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有關規定，準許他們自由組織自己的行會，并使其能夠真正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果如此，三亞市政府功德無量！(朱達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