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一個溫和晴朗的上午，汕頭大學的國際學術交流中心，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這是近30名參與過汶川地震災區一線報道的記者，來自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國內最為活躍的通訊社和平面媒體。應汕頭大學新聞學院之邀，他們將對國內新聞界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間的報道，進行一場為時一天的研討。

　　研討會上的氣氛顯得熱烈而理性。記者們彼此分享著此次地震報道中的經驗，或是坦率道出自家媒體的欠缺與失誤，也會冷靜地談到自己在進行報道時的困擾與不足。

　　此時，離地震發生已經整整172天。在許多旁觀者看來，那場山崩地裂的災難，似乎未在這些記者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跡。

　　但研討會結束后的飯局與聚會中，情況明顯發生了變化。記者們開始情不自禁地回憶起那十多天煉獄般的采訪經歷，也會聊起從災區回來后的痛苦和煎熬，在酒杯的碰撞與煙霧的繚繞中，許多人的眼角泛起淚花。

　　顯然，理性與冷靜都只是表象。這將近半年的時光，并不能將某些記憶從他們的腦海中抹去。那些曾目睹地震后慘烈景象的記者，都將和這段一生中刻骨銘心的采訪，進行一場漫長的告別。

　　1 在災區呆了一個多月，回北京的頭兩個晚上，新京報記者呂宗恕連續做了兩個噩夢。

　　頭一個夢，他在堆滿遇難者遺體的空地上走著，突然間，一個死去的人拉住了他的小腿，他在拼命掙扎中嚇醒了。第二天晚上，他在夢里看到數不清的遇難者遺體，在夢里他嚎啕大哭，直至哭醒。

　　幾乎每一個從災區回來的記者，都有過和呂宗恕相似的經歷。一些記者夢見各種奇形怪狀的妖魔或者鬼臉，向自己飛來；一些記者會夢見自己的至親——父母、妻子、兒女被壓在廢墟里，呻吟、呼救，自己卻無能為力；有些記者從夢中嚇醒，看見身邊蓋著白被單的妻子，甚至會產生“不好的聯想”。

　　與噩夢相伴隨的，還有數不清的眼淚。

　　一個曾去過中東等地報道過戰爭的老記者，到了災區竟崩潰了。他一個勁地念叨著“真慘啊”，一跟人說話就哭，以流淚開始，以嚎啕大哭結束。在災區待了3天后，全身器官功能紊亂，只得撤回后方。

　　而新華社記者朱玉在災區呆了10天后回到北京，當領導向她提出要求，希望她作為老記者，能夠作一些關于抗震救災的報告時，她試圖推辭，卻沒能成功。沒想到這竟成了她“最大的折磨”。在幾次報告會中，她只要一談到那張白紙，就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在講臺上淚如雨下。甚至，在新華社的一次電視電話會議中，主席臺上下的領導和記者們都哭成一團。

　　那段時間里，實在無法抑制悲傷時，朱玉就把自己關進書房，她告訴家人，誰都不要管她。可隔著兩層木門，家人還是可以聽到她嚎啕痛哭的聲音。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記者都愿意在旁人面前流淚。有些記者覺得，自己的這些苦難，“和災民比起來實在不值一提”。

　　但記者們受到的心理創傷，并不能得到合理的釋放，于是，便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的首席記者南香紅，從災區回來后，不敢在丈夫和12歲的兒子面前表露悲傷，怕“嚇著他們”。但時間不長，她就覺得渾身不舒服，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沒多久，她就得了哮喘、心臟疼痛，一躺下，就會胸悶得透不過氣。整整兩個月，她都只能坐著睡覺。

　　某中央媒體一個女記者，從災區回來后表現得很正常，能說能笑。直到過了兩周，一個朋友做了一本汶川地震的畫冊，送到辦公室給她。她翻了翻那本畫冊，突然間當著眾人的面，用畫冊蒙著臉，嚎啕大哭起來。

　　還有些記者，像是得了某些強迫癥，他們不能聽到音樂，或是看到旁人的笑容。有人變成了“道德的化身”，一旦身邊有朋友談論吃喝或者享樂，他們就會露出嗤之以鼻的神情。

　　有人一邊排斥著來自四川的消息，一邊又不斷地關注著那兒的新聞。有人無論到哪兒，都要查看一下建筑結構和地質結構，找出房子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人習慣在睡覺時穿著衣服開著門，并且在床頭柜上放上手電、水和食物。

　　有一位攝影記者，甚至再也不去翻看在災區拍攝的那些照片，因為，無論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只要一看到那些照片，他似乎就能聞到濃郁的尸臭味。

　　“那段時間，我終于明白為什么張純如在采訪完南京大屠殺后自殺了，因為，每一次采訪，對自己都是一次傷害。”朱玉說。

　　2 這位老記者至今忘不了這樣一次采訪。

　　那是5月17日上午，離地震發生近5天，朱玉在北川中學的廢墟邊，注意到一位老師的手中拿著一張白紙。

　　看上去，這仿佛就是一張普通的白紙。但當人們把這張紙捧在掌上，迎著陽光，瞇起眼仔細查看，卻依稀能看到上面的刻痕。沒有人知道那是用什么東西刻出來的，但能辨認這些刻出的字跡——“姜棟懷，高中一年級一班。爸爸媽媽對不起，愿你們一定走好。”

　　采訪中她得知，當人們發現這個孩子遺體的時候，他的懷里還緊緊摟著這張白紙。那是他在廢墟下跟爸爸媽媽最后的告別。

　　而最令南香紅內心感到疼痛的一次采訪，是在映秀小學。在那片小山般的廢墟前，她突然看到一個老太太。每當有士兵抬下孩子的遺體，她就要顫巍巍地走上前去，辨認孩子的面容。她讀五年級的孫兒，還埋在廢墟下，孩子的父母早已放棄了希望，但這位雙耳失聰的老人，卻獨自一人在這里守了10天。

　　老人背著一個大筐，里面放著一套干凈的衣服，以及一塊白布，她告訴南香紅，如果找到孫兒，還活著，她就給他換上新衣服，帶他回家吃飯，如果孫兒死了，“就用白布擦干凈，然后蓋上”。

　　那一刻，南香紅痛哭流涕，“幾近崩潰”。

　　對于年輕記者呂宗恕來說，那個留在他照片上的女孩，是他內心難以愈合的傷痛。

　　地震發生的當天下午，呂宗恕第一時間趕到了都江堰。在一家建筑裝飾材料批發市場，他遇見了那個下半身被壓在廢墟中的女孩。女孩的丈夫焦急無助地守候在邊上，呂宗恕幫著撥通了警方電話，但因為急著趕往映秀鎮，沒能待太久，他只是拍下了當時的場景，也忘了打聽這對夫妻的姓名。

　　但時至今日，女孩求生的目光、試圖爬出廢墟而拼命撐起的手臂，還有被壓住的身體，卻一直留在這個30歲男人的腦海里，揮之不去。他先后四次去過都江堰，都去建材市場打聽女孩的消息，但一無所獲。

　　“我應該等到她獲救再離開的。”他內疚地說：“現在想想，這或許會讓我內疚上一輩子。”

　　的確，幾乎每個在第一時間去過地震災區的記者，都會遇見類似的故事。那些交織著死亡和悲傷的細節，有意無意地滲透進他們的記憶里，沒有人知道，它們會在什么時刻，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迸發出來，而保存這些記憶的人，又會感到怎樣的痛楚。

　　3 對于許多記者來說，這種“災區采訪綜合征”，在剛過去的半年時間里，就像是“一條大尾巴，漫長地拖在身后”。

　　在平靜了很長一段時間后，9月初的那段時間，呂宗恕又連著做了四天噩夢。

　　第一個晚上，他夢見映秀鎮的“萬人坑”，背景是低沉的哀樂，還有連續不斷的鞭炮聲。他突然感覺胸口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然后驚醒。

　　第二個晚上，他夢見自己把一個人的雙手砍斷，然后扔進一堆雜草中，被一個鄰居老太太發現后，嚇醒。

　　第三晚和第四晚，他夢見自己掉進一個萬丈深淵，高速墜落了很久，嚇醒后，又是一身冷汗。

　　而那段時間里，朱玉原本覺得自己“已經慢慢恢復”了，但有一天吃橘子時，家里的保姆無意中問了一句：“北川不是產橘子嗎？不知道那兒的橘子怎么樣了？”朱玉立刻如同被雷擊中一樣，扎在沙發里嚎啕大哭起來。

　　此前，在奧運會開幕式那天，朱玉看著“笑臉傘”上那2008張孩子的笑臉，又開始“莫名其妙”地流淚。因為這讓她想起在北川幼兒園邊上看到的那塊寫著“離奧運會還有88天”的大牌子。

　　只要有空，朱玉就會到騰訊網的地震遇難者網上紀念館，給她知道的每一個遇難者獻花、敬酒、留言，一遍又一遍。

　　“我從沒有用任何方式使自己速愈，因為我知道，這是不現實的。”她說。

　　在這半年時間里，朱玉收到過無數條安慰短信，但只有一個去過科索沃的戰地記者發來的短信，讓她覺得安慰到了自己的“內心深處”。

　　“我看了你寫的稿子，你不該這么投入。這樣的痛楚，它會滲透進你的骨髓，會超乎你的想象。”看著這條短信，朱玉的眼淚一下子又流了出來。

　　后來，這個戰地記者告訴朱玉，在科索沃待了3年后，她終于去了德國。當她一個人坐在新華社駐德國的辦事處門口，大太陽曬得身上暖洋洋的，周圍一片祥和，沒有炸彈的爆炸聲，她望著周圍來來往往的人群，突然失聲痛哭。

　　朱玉說，自己完全理解這種感受。回到北京后這么長時間，有時，她開車行駛在北京的街頭，聽著車里的音樂，想起災區的那些事情，依然會情不自禁地流淚。

　　有時，她看到北京街上的交警，依然會想起北川那個叫杜文君的生死未明的警察。

　　那是她5月17日剛進北川縣城時，在一輛被巨石砸毀的警車邊，撿到的一頂交警的大檐帽。帽子里寫著這個名字，邊上還用圓珠筆畫了一張笑臉。

　　4如今，朱玉正在聯系國際紅十字會，幫助災區學生做緊急避險和救護的培訓。她決定將自己今后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災區重建的報道中。

　　11月初的汕頭大學災難記者研討會，主辦方整理出一本小冊子，收集了每位與會記者的地震報道。朱玉說，自己以前讀過所有這些文章，“幾乎每一篇都哭過”，但現在，她已經可以很平靜地面對這些文字。

　　“我要正視自己的痛苦，把它消化掉，傷口才能愈合。”她說。

　　朱玉曾經想帶一張作文紙回北京。那是她第一次去北川中學時，在廢墟上撿到的。從文字里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并不快樂的小女孩，在作文里，她在和已經離世的媽媽說話，她說自己每天都想離開這個世界，因為媽媽走了，她要去找媽媽。

　　朱玉想了很久，最后，她還是決定將這篇作文留在四川。她將這張作文紙放在賓館的床頭柜上，雙手合十，做了一個小小的儀式，和它告別：“我希望你還活著，有勇氣地好好生活。可如果你已經不在了，那你應該和媽媽在天堂里了。”

　　朱玉并沒有從災區帶回任何東西。不過在災區穿過的衣服和鞋子，她依然還時常在穿：“它們會時刻提醒著我，作為一個記者，我依舊在路上。”

　　而南香紅卻將自己在災區穿過的衣服和鞋子洗干凈，然后放進儲物室一個單獨的衣柜里。

　　“我實在不希望那段回憶再進入到自己的正常生活里。”她說。

　　可她現在的工作，是將《南方都市報》地震期間的報道從頭到尾看一遍，她想將這份報紙在地震期間的操作，作為一個案例來分析，然后形成一本突發事件的“記者操作手冊”，為國內新聞界的同行們提供一份借鑒。

　　盡管看到過去的那些報道，她還時常有窒息和流淚的感覺，但她現在已經有了足夠的勇氣，“該看的還是要看，該去的還是要去，這是我們的工作。”

　　而像呂宗恕這樣的年輕記者，早已奔忙在各個新聞事件的現場。前些天，他剛采訪完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事件回到北京。

　　“不是所有記者都適合做災難記者，但有了災難，所有記者都會想去。做了這個職業，就該去做這樣的事。”他說：“早就習慣在路上了，我隨時準備著回到四川。”

　　5 11月8日這天，正是這個國家的第九個記者節。朱玉、南香紅等幾位參加過地震一線報道的記者，在北京北三環邊上的一家咖啡館里，進行了一次小型的聚會。

　　北京剛開通的地鐵10號線，正好從這家咖啡館的地下穿過。每當有地鐵經過的時候，地底深處就會傳來隱約而輕微的震動，周而復始。

　　這有點像是一種隱喻，就如同那場災難給他們的內心深處帶來的周而復始的沖擊與震動。的確，當他們聊起半年前的那些往事時，依然時不時地用紙巾拭去泛出的淚花。

　　只有南香紅說的一個細節，讓他們同時笑了。

　　那是南香紅從災區回到北京后，12歲的兒子給她畫了一幅畫，上面是一叢鮮艷的花朵。兒子在上面寫了一句話：“媽媽，歡迎你回來。我天天想你，你回來了，我們一起去看星星吧。”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