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權量”影響職務犯罪的多少

　　一般而言，處長作為相對較低級別官員，并不具有決策權。李春雷分析說，他們只是決策后的具體執行者，簽字決策權在司局長甚至更高級別的官員手里，但作為上情下達的中間層，處長拿出的意見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權力在處長這個政策的執行者這里，發生了變異，成為一部分處級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權力尋租的絕佳手段。

　　“沒有好處不辦事，好處不夠難辦事。部門的權力成為了個人‘生財之道’的工具。”李春雷說。

　　有分析人士指出，同樣是處級干部，但職務犯罪的多少與處級干部所處的部門“含權量”大小有很密切的關系。

　　據統計，從2003年至2006年，全國檢察系統查處的職務犯罪中，國有大型企業公司的領導干部達到52000余人，行政機關領導干部43000余人，國有事業單位22000余人。

　　“交通、財政、規劃等要害部門的‘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卻分解在幾個關鍵處室中，具體權力又落到了幾個人手里，一個處長的一句話就可能涉及成千上萬的資金和項目。”李春雷說，一般情況下，如果沒有大的問題，他們的意見就會被采納，權力就名正言順地搭上了“利益的快車”。

　　倪集華認為，處長們長期在一個部門或者一個領域工作，精通政策，不大挪動，沒有一把手變化頻繁，這也是他們容易發生職務犯罪的原因之一。

　　“比如財務部門的處長，領域專業，一般人看不出門道。而處長又長期不動，深諳其中門道，貪污腐敗起來，就更難發現。”倪集華說。

　　犯罪手段狡猾、反偵查能力強是這個群體又一大特點。據介紹，他們一般會遵循這樣幾個“潛規則”：受賄沒有發票不拿、第三者在場不拿、笨重扎眼的東西不拿。

　　“前年，北京檢察系統查處了一個規劃部門的處級干部。因利用職務便利，為某房地產老板謀了利，老板打算直接贈送一套房子，這個處長怕‘燒手’，不敢要。”李春雷說，后來，該房地產開盤促銷，當天第一個拿到號的可以享受50%的折扣。通過這樣的手段，這位處長神不知鬼不覺地拿到了想要的利益。

　　須變形式監督為實質監督

　　在龐大的官員序列中，處長是一個數量眾多的群體。如果任由“處長現象”愈演愈烈，對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健康發展，將是巨大的束縛和阻礙。

　　“處級領導腐敗是一種結構性腐敗，其根源在于體制內部的某種失調，窩案與串案便是其典型反映。”李春雷說，清除腐敗要靠法律嚴懲，也要靠制度建設。

　　李春雷認為，窩案與串案，從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看，使我們看到腐敗絕非個別的零星現象，甚至也不能簡單歸咎于少數官員的道德敗壞，實質上是目前這種權力結構下產生的一種權力腐敗。

　　有專家指出，目前，“現官不如現管”、“官大不如管大”的制度安排，讓“現管們”手中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上級領導過于宏觀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釋的可篩選性，給處長們留下了很大“欺上瞞下”的空間。

　　“權力監督力量不足是‘處長現象’存在乃至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李春雷舉例說，我國早在1995年就實行了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但最終因為申報內容完全不公開而收效甚微。

　　“當前，我們有紀委、監察部門的監督，也有檢察機關的監督。”李春雷表示，但要根治“處長腐敗現象”，最重要的還是要變形式監督為實質監督。將上述的部門監督和輿論監督、群眾監督結合在一起，用群眾“雪亮的眼睛”去發現腐敗的蹤跡。

　　除此之外，家庭財產申報制度、金融實名制、公民信用保障號碼制度、防止貪官外逃機制等制度建設，對于克服“處長腐敗現象”同樣重要。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倪集華說，反腐敗工作需要“零容忍”，既打“老虎”，又要收拾“蒼蠅”。建立有效的行政決策負責機制以及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由裁量權，切斷“公權”與“私利”的內在聯系，對于遏制處級干部貪污腐敗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