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寫一篇評論員文章，講清楚這個問題，由《人民日報》轉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佘世光叮囑道。

　　幾天后，也就是1983年11月17日，“這個問題”以本報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形式，刊登在《中國青年報》1版顯著位置，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在4版加框刊登。

　　這個需要由中央主要領導人親自過問的“問題”，在今天看來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但在當時卻絕非一個小問題。自從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在個別地方也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有的同志指責女青年燙發、搽雪花膏，干涉青年們穿款式新穎的衣服，不準青年們跳健康的集體舞，甚至對養花也加以非難，并且把這些都說成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影響，當作‘精神污染’的表現來反對。這種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為一談的情況雖然很少，但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

　　這篇評論員文章，由時任中國青年報社副總編徐祝慶執筆。整整25年之后，這位已經退休的老報人憶及該文出臺的前前后后，坦言當時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絕非“個別地方”，也并不“很少”。

　　雖然發表在報面上的文章顯得克制而有分寸，但徐祝慶深知，清除精神污染的領域和范圍在當時已經擴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獲得世界冠軍的女子體操運動員在高低杠上的動作，而被某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加以收繳；有的地方查出一歲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為“淫穢照片”；戰士隨身帶著對象的照片，便受到嚴厲指責；有的大城市黨政機關，不準留燙發和披肩發的女同志進大門；許多工廠門口有人站崗，對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準入內。甚至，有些地方組織工人糾察隊日夜巡邏，在大街上見到有人穿喇叭褲，上去便剪……

　　“有人借反對精神污染搞起了運動，突破了思想戰線的范圍，搞到了其他領域。許多省市的領導都出來‘表態’，給人的感覺是又要來一場運動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這種氣氛當時十分明顯。”徐祝慶回憶道。

　　在這樣的形勢下，即便是他所服務的《中國青年報》，也只能違心地、連篇累牘地批評起各式各樣的“精神污染”來。而在不久前，它還刊登新款服裝裁剪圖，鼓勵青年人穿花衣服，甚至，公開為跳交誼舞的青年人辯護。

　　一時間，版面上只剩下“高亢嘹亮的健康歌聲”，“靡靡之音”失去了藏身之處；“精神污染與精神鴉片”被分析得頭頭是道；報面上公開批評某刊物“宣揚青年演員的私生活，鼓吹個人奮斗思想，情調很不健康”，并痛陳“一顆子彈只能打中一個人，一本黃色書刊卻會打到一批人”，甚至鄭重其事地提醒人們“注意存在于科學幻想小說中的精神污染”。報紙還援引當時文化部部長的請求，希望大家提出寶貴意見，幫助文化部改變對抵制精神污染軟弱無力的狀況。

　　有一篇記者暗訪廣州流花賓館6元門票的音樂茶座報道寫得繪聲繪色：有些演員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臺風極不嚴肅，有的嗲聲嗲氣，有的昏昏欲睡，嘩眾取寵。更有甚者，有兩位女演員，身穿兩旁開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轉動吊燈下，邊唱邊大幅度扭擺胯部，故意側身把大腿露出裙外，賣弄風騷，頓時引起場內大嘩。

　　總之，從1983年10月下旬開始，各大媒體上關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報道和評論突然多了起來。據《人民日報》當時的一位負責人回憶：由于“精神污染”一詞使用驟增，以至于人民日報社排字房的這4個鉛字都不夠用了。

　　這便是胡耀邦作出指示的背景。1983年11月中旬的某個晚上，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的佘世光來到胡耀邦住處。談起社會上種種“清污”亂象，胡耀邦說，我就擔心出現這樣的事情，把清污搞到群眾生活方面去，這就搞偏了，不能把美化生活也搞掉。

　　根據胡耀邦的談話精神，佘世光回報社后立即布置撰寫評論員文章。11月17日,《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見報。文章稱：“女青年愛好燙發，年輕人喜歡服裝款式新穎，節假日一起跳跳健康的集體舞，等等，同所謂精神污染完全是兩回事。青年總是向往美的。這種愿望本身是正當的、積極的……如果在反對精神污染的時候把這些也反掉，那怎么行呢？……我們絕不能一說反對精神污染、加強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青年的褲腿寬窄、鞋跟高低、發型服飾如何上去。”

　　文章直言：“這種不加分析的做法是有害的……它會在人們中混淆是非界限，甚至可能使過去某些‘左’的做法重又出現。”

　　該文是第一個明確地向社會發出的否定信號，以此為標志，被擴大化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及時被叫停。

　　接下來，《中國青年報》堅定地貫徹起自己評論員文章的主張：11月20日，“星期刊”一版發表圖片，并配有醒目的毛筆字標題《青年們翩翩起舞》，報道了北京市西城區郵電分局團委舉辦的集體舞會。局團委書記說，有人曾擔心舉辦集體舞會會造成精神污染，但“生活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青年，他們的生活應該是美好的，團組織要保護和支持青年對美化生活的追求”。

　　12月31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版整版套紅，在《看！祖國前進的步伐》的大標題下，以數據和圖例展示了一年來各領域的建設成就。翻過來，二版卻是這樣一篇文章：《什么是“奇裝異服”——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教授白崇禮》。

　　“最近，有些地方把穿戴打扮也當作精神污染來反對，斥之為‘奇裝異服’。訪問白崇禮，就是想聽聽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1983年的最后一天，中國青年報人和服裝設計專家一起，再一次“講清楚”了“這個問題”，并和讀者一起，把“這個問題”拋在了前進的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