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30年來，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500萬以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范小建日前告訴記者。

　　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過去25年全球脫貧事業成就的67%來自中國。聯合國2008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中稱，中國通過深入有效的扶貧措施，已提前實現絕對貧困人口和饑餓人口減半的目標。

　　“中國的扶貧開發，是伴隨著思想解放和經濟發展的進程，在不斷創新體制，完善政策，強化手段。”范小建表示。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農村還有2.5億貧困人口。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建立、農產品價格的逐步放開以及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使農村貧困問題得到大面積緩解。

　　1986年，我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到1992年底，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8000萬人。

　　1994年，《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開始實施，國家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社會各界力量，開展大規模扶貧攻堅，力爭用7年的時間，到2000年底基本解決當時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在之后的7年中，中國政府投入的資金1561億元開始了浩大的造血扶貧世紀工程。

　　2001年，國務院宣布，經過七年的扶貧攻堅，全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減少到3000萬人，占農村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左右。除了少數社會保障對象和生活在自然條件惡劣地區的特困人口以及部分殘疾人以外，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中央確定的扶貧攻堅目標基本實現。“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有關專家如是評述。而在同一時期，世界貧困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萬。

　　2002年至今，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基本方針指引下，通過實施城鄉統籌戰略促進扶貧工作，目前已形成一個集行業政策、區域政策和社會政策于一體的“大扶貧”格局。

　　十個“一號文件”

　　形成扶貧事業的政策保障

　　“改革開放30年，圍繞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數個中央全會文件和10個中央‘一號文件’。”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介紹說。這些文件記錄了我國農村改革前進的步伐，也彰顯出中央對“三農”問題和農村扶貧的重視程度。

　　上個世紀80年代初，5個“一號文件”啟動了中國農村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時期。主要拉動力是農民首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它極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集中釋放了壓抑已久的農村社會生產力，一舉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

　　改革初期5個“一號文件”之后的一段歷史時期，每年都要對“三農”工作進行研究，出臺相關文件。特別是1993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這些文件歸納起來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發展農業生產，二是增加農民收入，三是保持農村穩定。”段應碧表示。

　　針對當時農民負擔重的情況，1996年中央出臺13號文件，有效地遏制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的趨勢。此間，中央還先后召開了3次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加大扶貧力度，基本實現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針對農村出現的“賣糧難”、農民負擔加重、農民增收緩慢等矛盾，中央又連續出臺文件，求解“三農”難題。如提出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出并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9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郊區率先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目標；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等等。

　　正是在這些政策措施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的實踐努力和理論探索，中央不斷加深對“三農”問題的認識，終于在新世紀提出統籌城鄉發展、“兩個趨勢”的判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戰略決策，最終形成了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系統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體系。這些都成為各級政府積極促進中國扶貧事業發展的政策保障。

　　NGO與企業成為扶貧的重要力量

　　“中國扶貧模式已悄然生變！”對此中國扶貧開發協會會長胡富國有著深刻的體會。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NGO)、企業正積極參與到扶貧項目中，一改以往扶貧工作靠政府一手“包辦”的局面。

　　“不久前，‘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合作實施村級扶貧規劃試點項目’如期完成，該試點項目由國務院扶貧辦、財政部牽頭，由江西省扶貧辦委托中國扶貧基金會管理800萬元政府扶貧資金，通過公開招標，選擇中國本土優秀的NGO，在江西省3個國家級貧困縣中選擇18個貧困村，組織當地村民制定和實施村級扶貧規劃的試點項目。是政府扶貧資源首次向NGO開放。”中國扶貧基金會段應碧會長認為，這是中國扶貧模式從政府“包辦”向“政府—非政府組織”合作轉變的第一步，也是政府、非政府組織和企業三類部門共同攜手扶貧的一次成功嘗試。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如何更好地瞄準貧困人口，并有針對性地采取幫扶措施已經成為當前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與政府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作相比，NGO等社會扶貧力量在微觀層面更具優勢，更加講究專業化和精細化，因此也更易瞄準貧困人口，并更易采取靈活措施保證扶貧效果。

　　近年來，中國政府對“草根扶貧”的力量日益認可也激發了民間力量參與扶貧的熱情。2007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我國第一個以企業家為主體組建的、專門致力于扶貧開發的基金會——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在北京正式成立。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參與扶貧的NGO組織如同雨后春筍一樣成長了起來。

　　與NGO組織同時投身到扶貧浪潮中的還有中國的企業家們。以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為代表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響應“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發起實施了一項名為“光彩事業”的開發性民間扶貧活動。如今，這一事業在中國一些貧困地區蓬勃開展。目前，聯合國已將“光彩事業”作為一種新型的扶貧開發模式，在世界范圍內推廣。

　　從改革開放中率先得益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們，越來越頻繁地在參與各種扶貧濟困活動。有意義的是，很多的NGO組織聯手企業在中國農村實行了參與式扶貧，讓農民成為參與扶貧決策、實施和監管全過程的主體，在改變貧困村莊落后面貌的同時，也改變著貧困農民的思維和生活方式。

　　成就和挑戰并存

　　“縱觀改革開放30年來的扶貧開發工作，一方面，使貧困人口分享到了改革開放和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切身感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切身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另一方面，促進了貧困地區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為貧困地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段應碧表示。

　　實踐證明，扶貧開發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行動，是縮小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有效戰略舉措，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內容。

　　“盡管農村減貧成效顯著，但我國扶貧開發仍然面臨諸多挑戰。”范小建表示。目前，我國還有相當數量的貧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條件很差，生存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落后，公共服務欠缺的地區。此外，貧困地區遭受自然災害的幾率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五倍，脆弱性明顯。

　　“今后中國將繼續優化扶貧環境，努力促成區域、行業和社會政策進一步向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傾斜。”范小建表示，我國將逐步提高扶貧標準，使更多的貧困人口得到扶持。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實現扶貧開發和農村低保兩項政策的有效銜接。完善財政扶貧資金與信貸扶貧資金管理體制，創新社會扶貧機制，推進扶貧工作法制化進程。 (高志民;王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