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地鐵2號線雍和宮站出發，往東200米的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大樓里每天人聲鼎沸。在這里，北京市民只要填上一張表格，帶上證件，交上200元，一個星期后，就能領到黑色封皮印刷精致的護照，上面寫著“請各國對持照人予以通行便利”。

　　時光倒流30年，個人護照申領需要經過單位、街道、派出所甚至國家部委的審批，出國對于普通的中國人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當年，中國公民出境人數未超過10萬人次。而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已達3452萬。

　　堅冰融化

　　對于漢能投資集團董事長陳宏來說，1985年出國前的集訓至今仍歷歷在目。

　　1983年，大學畢業一年的陳宏考取了教育部公派留學資格，當時每年只有幾百個名額。留學前一年，陳宏按要求參與了一年的語言和政治思想培訓。出國前，辦理護照成為最重要的事。在公派留學的背景下，陳宏經過單位、街道、派出所、公安局乃至教育部等各個機關的審核，被反復核查出身、家庭成分、海外關系、政治思想……

　　“又紅又專”，陳宏用那個時代特有的名詞引述被審查的結果。一個多月后，他拿到了護照。陳宏記得，在即將走出國門時，留學生被特別交待一些注意事項——不要和臺灣女生來往，提防臺灣女特務；在國外進行論文演講要經過使領館批準……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國門剛剛打開，出國受到嚴格控制。1975年調入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李愛萍回憶，在1978年前后，只有極少數的中國人出國辦公事，“根本沒有因私出國一說”。

　　1982年，堅冰開始融化。教育部、公安部等部委聯合發出《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開放出國留學。雖然有所放開，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留學依然受到十分嚴格的審批，家庭成分、海外背景等等都成為政治審查的重點內容。

　　1984年4月，公安部下發經過國務院批準的《關于放寬因私出國審批條件的請示》，明確“因私出國”是公民的正當權益，并要求“公安機關應當認真受理出境申請，不允許久拖不決，不允許對催促詢問不理不睬”。11月，公安部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認真貫徹執行”。在這份通知里面，明確指出當時的問題——“各地程度不同地存在著該受理不受理、該批不批、卡住不放、批得慢和拖得時間長的問題，‘出國難’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過去一套從嚴的審批辦法沒有隨著政策的放寬作相應的簡化和改革……”

　　這份文件發布后，出國留學人數猛增。根據當時公開的數據，1982年，出國留學人數僅有1000人；三年后的1985年，出國留學人數達到了1萬人；一年后的1986年，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10萬人。

　　第一輪出國潮就此興起。

　　著有專著研究中國出入境體制的汕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劉國福評價說，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恢復和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同時，也確立了公民出境必須履行嚴格審批程序的原則。

　　“但是，這個階段，公民出境與否不僅取決于自身，更取決于他人或者單位。”劉國福說。

　　層層關卡

　　出國潮的激烈涌動催生了我國第一部出入境管理法。1986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正式頒布實施。該法明確規定，除了勞教、服刑等五類人，中國公民因私事出境，向戶口所在地的市、縣公安機關提出申請，都可以得到批準。

　　法律上，出境已經松綁，但申請護照的復雜程序包括政治審查依然存在，國外邀請函、親屬關系公證、經濟擔保書、單位或派出所同意意見等其他相關的證明材料一個也少不了。

　　中聯國興書畫院執行院長徐磊對初次出國辦領護照的經歷記憶猶新。1989年，他隨一個企業考察團赴東南亞。9月底，北京已入秋，天干地涼。早有耳聞辦護照難的徐磊第一天去公安局領取護照申領表。由于缺乏經驗，徐磊上午到的時候已經排了百米長的隊，而當時護照申請表一天限量只發幾十張，首日徐磊撲了空。

　　第二天，徐磊特意趕了個大早，六點多就從家出發，但他發現比他起得早的人更多，結果他仍然無功而返。

　　第三天，徐磊狠下決心，“半夜就起來了。天氣很冷，我就披了件破大衣到那兒排隊去了”。早上剛過6點，徐磊就已經在門口排起了隊，拿上靠前的號后，徐磊終于把表領回了家。

　　李愛萍當年就坐在窗口里，看著在辦公室外起早排長隊申領護照的人，也為他們感到“很不容易”。“那時信息也沒有現在這么公開，很多老百姓搞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材料，到了這邊還要咨詢，沒帶齊的下回還要來。”她說，那時候，領表交表都在同一個窗口，每個申請人送上來的材料通常都是幾十頁，審核一個人的各種文件耗時就非常長。此外，時不時還有人插隊來問兩個問題，這就容易把排隊的人惹急，時常吵架甚至打架。

　　對于當時護照的申領者，領一份申請表僅僅是麻煩的開始。

　　徐磊并沒有因領到出國申請表而感到興奮，接下來他所要面對的是單位審批證明、境外邀請材料、經濟擔保證明、辦理公證、提交翻譯材料等諸多繁瑣的手續和審批程序。“單位政審、居委會政審、街道政審、派出所政審，還有公安局政審，一大堆章要蓋，沒一兩個月蓋不齊。表上三代人都要填，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舅舅，電話都要留下。”

　　“那表還不能填錯，都是帶編號的，不能改，填錯了還要再領一張新的。所以，我就先復印了表，然后自己先填，找專家看看，合格了再往真的表上填。”

　　“填完表，首先找單位蓋章，然后帶著蓋郵戳的國外邀請函到居委會、派出所蓋章。”徐磊還記得，政審的時候居委會、派出所還仔細盤問怎么認識國外的邀請人、認識多長時間、什么關系，不一而足，最后才在表上寫上“該同志是我轄區居民，政治可靠，無犯罪記錄，同意出國”。

　　“辦一本護照，怎么也要跑上六七趟。”徐磊說，可氣的還是那些公職人員的服務態度，傲慢而又拖沓，“你不送個小禮，拿幾條好煙，根本辦不來。”在這些把持公章的人面前，他還必須賠著笑臉，點頭哈腰，不能表現出一點的不尊敬。為了第一次出國順利，徐磊狠心買了幾條當時的高檔香煙——五塊錢一包的“阿詩瑪”，“辦事的時候逢人就送”。

　　歷時兩個月后，徐磊領到了平生第一本護照。在領到護照的那一刻，他感慨萬分，“我想再也不出國，再也不辦護照了，太累！這比古代的趕考還要難”。

　　劉國福教授曾經在上世紀90年代初自費留學，對于護照申領的繁瑣深有感觸。“前置審批太多，審批單位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公民的出國權利往往還要看雇主或者一些基層政權單位的臉色。假如你的單位不同意，你可能就沒法出國。”

　　逐步規范

　　1989年辦護照的“痛苦”遭遇，讓徐磊不禁對出國感到很厭倦，即使有出國的機會，他也情愿托辭不去。

　　時間過去9年，1998年，因為工作的需要，徐磊必須再次出國，由于第一本護照已經過期，他不得不去辦領新的護照。想到要走繁瑣的程序，徐磊不禁想，能不能走后門。

　　“那時候巴不得連公安局掃地的都能認識一下，就是希望少蓋點章，不要弄得那么繁瑣。”徐磊說，“但走后門連門都沒摸著，托了一大圈關系，也沒搭上話，禮品都不知道要送給誰，最后也沒送出去。”

　　出國的時間一天天逼近，無奈之下，徐磊只好從頭走程序，先領表。這次領表，沒有跑三天，當天去就拿回來了，頁數也少了一些。表格上，沒有三代審查了。居委會、派出所也沒有詳細盤問海外關系，只是看了看國外的邀請信。事情還算順利，但在派出所遇到了一些周折。徐磊拿著表第一次去派出所蓋章時，所長不在，沒有所長簽字，沒法蓋章。第二次去，所長在，但是蓋章的人又不在。第三次去，徐磊才把簽字蓋章都弄完了。

　　申請材料弄完整了，徐磊把表格又交上去了。辦證人員的態度傲慢，面孔冰冷，說話愛答不理。徐磊記得，辦證的窗口1米多高，“個子矮一點的人恐怕要踮起腳才能夠著，而且還要點頭哈腰，生怕把他們得罪了，護照就不好辦了”。申請材料交到公安局，他反而心里踏實了一些。與1989年的漫長等待不一樣的是，這次護照申辦有30天的期限，不批準還可以申訴。

　　不到一個月，徐磊領到了平生的第二本護照。

　　“程序簡化和規范了一些，辦事的人講究程序了，不再靠著他們的情緒在辦事。最重要的是有了時限，以前你不知道要等多久，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批不批。”徐磊說。

　　這種程序的進步要溯源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平息了“姓資”還是“姓社”的改革開放大爭論，中國的國門越開越寬，中國公民出國留學、探親、商貿、旅游全面開放。

　　而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實施細則在實施中出現了諸多的問題，例如護照申領沒有時間限制，各地的審批程序、把握尺度不一。而權力壟斷以及缺乏監督，使得辦護照各個環節的審查辦證人員態度惡劣，衍生辦證腐敗，引發社會公眾強烈不滿。

　　對此，1994年，公安部開始在全國統一公民因私出國護照申請和審批程序，發布了修改的實施細則，限制政府出入境管理部門的自由裁量權，統一了辦事時限，護照申領走向規范化時代。

　　“規范后，托關系、走后門的就少了。”李愛萍說，程序已經比較透明，也有時間限制，只要材料基本齊全，都能獲批。

　　告別審批

　　經濟的崛起帶動了第一撥出國旅游潮，出國再也不是什么新鮮的事。東南亞國家因最早向中國開放旅游市場而獲益最早，成千上萬已經致富的中國人潮水般涌向東南亞。

　　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意味著在這個日漸趨于一體化的“世界大市場”上，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

　　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10天，公安部火速召開了全國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會議，時任公安部部長賈春旺表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合作。會議隨后宣布了6大改革措施，包括進行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取消港澳游限制、擴大口岸簽證點、建立中國綠卡制度等。會議決定，從2002年起，在上海、杭州、廣東等城市試行“按需申領護照”，到2005年，在全國大中型城市全面實行“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地區的中國公民，只要需要，都可以憑身份證、戶口簿申領護照。

　　審批時代即將結束！

　　2003年，北京宣布實施按需申領。聽到這個消息后，徐磊半信半疑，在消息發布后的一個星期，徐磊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第三本護照。為了“保險起見”，他帶著單位的公章，“萬一還要證明，現場蓋章”。

　　趕到辦證大廳，徐磊排隊領了兩張表，填完之后很不放心，“內容少了很多，總覺得還少什么東西。”在他把表交給辦證的警察時，警察面帶微笑，“露出四顆牙齒”。交完材料，警察告訴徐磊，10天后取證。

　　“10天？”徐磊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反問了一句，“不要什么其他材料了嗎？”

　　“不用了，10天后來拿就行。”警察確認。

　　徐磊走了，還是有些不放心，“總覺得變化太快，好像還沒適應”。10天后，他領到了第三本護照。

　　除了時限縮短，前置審批取消，徐磊發現，辦理護照的窗口從1米多高降到了0.75米，人們可以坐在凳子上辦理，不用像以前踮著腳尖。

　　在2003年實行按需申領護照后，公民辦護照的量一下就上去了。李愛萍說：“我們的簽證大廳就跟火車站似的，人山人海，一天辦理三五千本護照是常事。”工作更繁重，辦理護照的人更多，服務更規范，走后門的也沒有了。“沒有那些審批了，還需要走什么后門？”

　　這一年，陳宏回來了。開放崛起的中國吸引了大量國外的優秀人才回國創業。他在北京辦護照的時候，想起了1985年出國留學前“臺灣女特務”的故事和重重的審查。現在，很多中國人和陳宏一樣，一個月出國兩三趟，沒有人在出國前還需要“政治培訓”。

　　這一年，超過2000萬中國人走出了國門。

　　“政府拋棄了‘控制’公民出入境的理念，這也是開放時代的需要。”參與新的出入境法修訂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梁淑英說，按需申領是改革開放以來出入境政策最重要的變革。

　　立法保障

　　2008年，徐磊去辦理第四本護照的時候，辦證的警察笑著“露出了八顆牙齒”。作為參加奧運會的工作人員，徐磊享受了一回特別加急的優待，上午辦證，下午就拿到了新的護照。

　　這本護照的頁數已經達到了48頁，年限為10年，比2003年辦的護照多了5年的年限。

　　在越來越多的公民持有護照時，護照的發展進入了更加規范的軌道。2006年4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護照法，全國200多個大中城市依法實施按需申領。

　　護照法同時也把護照簽發機構擴大到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偏遠地區的公民無需再奔向大城市來辦理。普通護照的辦證時限也由該法明確確定為15天，偏遠地區或者交通不便的地區為30天。

　　新法不僅在時間和空間上給予公民更多的便利，也在法律上進一步限制了護照簽發機構的自由裁量權，并明確了責任，包括應受理而沒有受理、收受賄賂、無故不在法定期限內簽發等行為將受到法律制裁。

　　2007年10月，北京的18個區縣均設立了護照申辦點，人們可以選擇就近的辦理點辦理。這一年，中國公民出境人數達到3452萬人次。

　　梁淑英教授正在參與新的出入境法修訂工作，在她看來，舊的出入境管理法以及實施細則顯然已經過時，部分法規與其他法律不配套，甚至有矛盾，新法出臺已經勢在必行。

　　她表示，法律修訂的總體思路更有利于保障中國公民的出境權，促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合作。

　　今年10月25日，工作了近40年的李愛萍退休，她收藏的新中國的護照共12本，獨缺1979年版護照，她曾經通過媒體征集，但是還沒收到。巧的是，她收藏的12本護照中有一本就是徐磊的護照，那是徐磊1989年辦的第一本護照，里面的內容全是手寫，這也是最后一個手寫的版本。

　　徐磊因為護照被收藏認識了李愛萍，他希望李愛萍能把自己的護照送到博物館，自己可以常去看看，給人們講講他當年辦護照的故事。

　　兩個人，一本護照，共同見證一個時代的進步。 (柳志卿)

　　護照變革大事記

　　□1984年

　　公安部下發《關于放寬因私出國審批條件的請示》。

　　□198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發布實施。

　　□1992年

　　92版護照正式啟用，使我國護照的簽發由手工填寫過渡到電腦打印護照頁內容。公安部印發了《受理公民因私出境申請接待規范》，出入境管理走向規范化道路。

　　□1994年

　　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聯合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實施細則》。

　　□2000年

　　新版護照實現了證件簽發工作的全部計算機管理和持證人照片、文字資料一體化打印，使我國護照簽發技術步入世界先進水平行列。

　　□2001年

　　廣東省中山市成為第一個按需申領工作的試點城市。

　　□2002年1月

　　配合按需申領護照工作，公安部取消公民出國提交境外邀請材料和公安機關簽發護照時附發出境登記卡的做法，上海、廣東等地試點按需申領護照，其他城市逐步開放試點。

　　□2006年4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護照法，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