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事部副部長的位子上退下來后，徐頌陶開始總結自己的一生——作為一名國家干部的一生。

　　農民出身卻沒考上大學的王力民，如今已經是永吉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縣人防辦主任，正科級。比起國家干部，他更喜歡稱自己為公務員，他覺得這個詞“現代，正規”。

　　雖然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他們都是30年中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受益者。

　　未規范的干部制度

　　跨過40余年的光陰，徐頌陶看到自己躊躇滿志、恍如昨日的青年時代。

　　1962年，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生徐頌陶，在畢業分配表的身份一欄里，鄭重寫下“干部”兩個字，然后背起行囊，乘火車，從上海來到北京。

　　鐵道部人民鐵道報社一名普通記者，是徐頌陶作為一名國家干部的起點。

　　在當時，想要邁進干部隊伍的門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順理成章進入這個隊伍的人，大概有這樣幾類：國家統一分配的大中專畢業生，組織調配安置的退役軍人，或者通過“頂替”、“內招”等形式進入的干部子弟。

　　這個數量龐大的群體，并沒有一個清晰的外延。上到國家主席，下到雜技團演員，都被稱為干部。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只是這個龐大群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1956年底，他們的人數是281.6萬人，只占干部總數的三成左右。

　　所有的干部，在同一個規則下，由同一套制度統一管理，無論市長、廠長還是校長。

　　這種形成于戰爭時期的干部人事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后被沿用，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新政權的鞏固做出了貢獻。

　　“事實上，并沒有一套完整而規范的制度。”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楊波稱，各類干部沒有進行分類管理，強調“個人是塊磚，哪里需要往哪兒搬”，選用干部，只有籠統定性的政治考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系，領導部門和領導者的主觀隨意性很大。

　　變革的動力

　　徐頌陶的干部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

　　參加工作不久，鐵道報停刊，徐頌陶被調到哈爾濱鐵路分局的一家報社工作。此后，“文革”爆發。“在哈爾濱14年，級別一級沒漲，工資只漲了8塊錢。”徐頌陶回憶說。

　　呆在哈爾濱，徐頌陶覺得人生沒有希望了。

　　然而，巨大的驚喜，卻在1976年不期而至，鐵道部的一紙調令，讓已經38歲的徐頌陶重新回到北京。

　　“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整個國家秩序都在恢復中，非常需要人才，鐵道部要組織一個寫作班子，有人想到了我。”徐頌陶說。

　　此時，經歷了10年浩劫的中國，正在經歷巨變。“四人幫”被粉碎，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文革”中被破壞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正在逐漸恢復。

　　“第一步就是要解決干部問題，改革總要靠人來搞。”徐頌陶說。

　　在必然到來的歷史洪流中，很多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和徐頌陶一樣，重新獲得了工作機會。

　　回到北京的徐頌陶，被安排在鐵道部政治部辦公室，協助部長進行老干部的恢復工作，正式成為一名政府機關的國家干部。4年后，他又被國家人事局局長焦善民看中，調到人事局政策研究室，這個在1980年7月剛剛恢復的政府機構，負責全國的干部人事工作。

　　徐頌陶沒想到，自己會從一名國家干部，變成管國家干部的人。他更沒想到，此后的中國，會經歷一場如此難以想象的巨變。

　　剛剛報到，徐頌陶便參與了人事局正在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制定全國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

　　半年前，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明確要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健全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制度，善于發現、提拔以至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干部。

　　這個講話，拉開了中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

　　“不改不行啊。”徐頌陶說，到了人事局，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亂”字，“文革”期間，錄用干部失控，干部素質嚴重下降，干部隊伍數量激增，工作效率低。

　　這些問題，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上，再次被關注。為了明確改革的方向，十二大明確提出了“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新干部工作方針。

　　“這個方針，指導了日后幾十年干部人事工作的方方面面的改革，它的地位怎么評價都不過分。”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李民說。

　　變革始于國企

　　由500名工作人員、4個政府部門聯合組成的勞動人事部在十二大后成立，全面統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這已是改革開放后為促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而進行的第二次政府機構調整。由中組部牽頭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小組也隨即成立，徐頌陶被推薦為小組成員。

　　一系列的改革實踐和理論研究在各地展開。

　　在以加大企業自主權為內容的經濟改革的推動下，和市場最接近的企業人事制度，最先得到突破。統分統配的企業干部任用機制被打破。

　　黨政機關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在緩慢推進，在鄧小平的表率作用下，領導干部終身制被廢除。

　　干部管理權限，也由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地方被賦予更多的干部人事管理權限。以考試錄用干部、打破委任制的探索，也在各地有了星星之火。

　　“不過，由于此時改革仍側重于企業的干部人事制度，政治體制改革尚未作為一項獨立的任務被提上日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一些單項制度上進行試驗性的探索，還不是整個運行機制的根本性改革，缺乏整體配套和總體規劃，傳統的干部人事制度作為一種習慣力量仍然產生著重大的影響。”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李民認為。

　　公務員肇始

　　1987年的秋天，黨的十三大在北京召開。

　　此時，經濟領域的改革已經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商品經濟的思維模式不僅沖擊著傳統的干部管理方式，還直接將經濟領域的不正之風帶到了官場。

　　徐頌陶就聽到過時任環保局局長曲格平的抱怨，環保局要招6個人，結果寫條子的就30多個。

　　“社會轉型期的權力擁有巨大的真空，既可以服務人民，也可以為自己謀利。在這些權力中，最大的權力就是選人用人權。”中央黨校教授李民說。

　　當商品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實際改變了中國干部制度的生存土壤時，打破干部管理大一統的局面，探索建立公開、公平、科學的干部選用制度，成為改革進一步前進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三大報告，呼應了這種改革的需要。報告明確指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是干部人事改革的重點。

　　當天的人民日報，在頭版標題里強調了公務員這個詞。很多人都不明白，什么是公務員？干部怎么成了公務員？

　　對于計劃建立的公務員制度，十三大報告進行了清晰的界定，即通過制定法律和規章，對政府中行使國家行政權力、執行國家公務的人員，依法進行科學管理。公務員分為兩大類，科級以上的政務類公務員，由各級黨委依照法定程序推薦，由憲法和組織法進行管理；執行公務的業務類公務員，通過法定考試，公開競爭，制定專門的公務員法進行管理。

　　“把黨政機關的干部區分出來，進行專門的管理，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博士楊波說，作為行使國家公共權力的政府機關，理應有一套獨立科學的管理制度，使其選拔、任用、考核更加公平公開，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和規范化。

　　為配合新制度的建立，人事部再次從勞動人事部中分離出來，專門負責公務員條例的制定，大范圍的調研和小范圍的試點逐步啟動。

　　經過了近10年的調研、試點、修改，1993年5月，近萬字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正式頒布。幾百年前，英國人學習中國科舉制而創立的公務員制度，在幾百年后回到故鄉。

　　公開考錄

　　1994年8月19日，很多媒體都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發了我國首次進行公務員考試的消息，30余中央國家機關參與，擬錄用490人，在招考報名的3天里，14000人前去咨詢，4400人報名。

　　吉林省吉林市永吉縣楊木鄉農民王力民，也在無意間聽說了縣里準備進行公務員考試的消息。1995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永吉縣首次公開招考公務員。

　　一直想成為國家干部的王力民報了名，并以筆試、面試全縣第一的成績，被錄用為縣檢察院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員。他也是我國第一批考取國家公務員的農民。

　　統計數字顯示，截至1997年8月，國務院各部門，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地市級政府機關基本完成了職位分類和人員過渡，縣鄉機關也已普遍展開，體現“公開、公平、競爭、擇優”原則的考試錄用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

　　2005年4月，在10余年經驗總結的基礎上，修改了20余稿的公務員法終于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獲得通過，中國自此有了第一部規范公務人員行為的總法規。

　　“這部法律，吸收了中國近30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中國的干部人事制度，只有和法律接軌，才能徹底消滅人治。”中央黨校教授李民說。

　　探索晉升之路

　　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同樣推動了黨政領導干部選用制度的改革。

　　根據黨的十三大對公務員制度的設計和我國“黨管干部”的原則，凡科級以上的“高級公務員”，需與一般公務員實行不同的任用、選拔和管理制度，這些制度由黨的規章進行規范。對于一個進入了公務員門檻的人來說，這套制度決定了他能否有一條公開、平等的晉升之路。

　　“以往我們提拔干部，都是很神秘的，缺乏公平的程序和公開的監督，缺乏制度化的管理。”徐頌陶說，這種干部選拔機制，有利于政府行使集中的權力，保證政令暢通，但無法克服選人者主觀偏見、素質不高帶來的偏聽偏信。因此，進行改革，勢在必行。

　　就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頒布實施后，《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也在1995年2月頒布，這個7000余字的暫行條例，對領導干部選拔的條件、程序和監督進行了明確而細致的規定。

　　雖然只是一份以中組部名義頒布的暫行規章，李民教授卻認為它意義非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有關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系統性、法規性文件，領導干部的選拔從此有法可依，自此，領導干部選任制度改革成為整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發力點。”

　　在條例的帶動下，以競爭上崗、公開選拔為主要形式的干部選拔制度改革的探索，在各地展開。

　　王力民所在的永吉縣，也在2000年進行了第一次競爭上崗的改革。此時，他已由檢察院調到縣政府辦公室，是秘書科負責給領導寫材料的一名科員。

　　至今，王力民都清晰地記得這次競爭上崗的細節：

　　人事部門定職位，辦公室9個科長的任用條件都公開在黑板上，20多個人報了名。然后競選演講，縣里人事部門、組織部門和幾個大局的一把手當的評委，很莊嚴，當場打分。然后是群眾測評，辦公室50多個工作人員，全員參加，每人發了一張表，報名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分幾方面給打分。最后所有成績都張榜公布。

　　憑著出色的演講、較高的群眾評價和幾年來得到肯定的工作業績，王力民的名字再次出現在紅榜上，如愿得到了綜合科科長的職位，完成了從政以來第一次職務晉升。

　　除了內部的競爭上崗，打破身份、地域界限，面向全社會的公開選拔，也被稱為拓寬干部選拔視野的另一種嘗試。

　　統計數字顯示，自1995年到2004年，全國已公開選拔副廳級以上領導干部1000多名，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10000多名，科級干部數萬名。

　　“這些改革，對提拔年輕優秀干部很有好處，很多年輕人都覺得不錯，但一些能力差的干部就比較苦惱，我們一個處長，干了13年，考了5次，都是第一輪就刷下來了。”徐頌陶說，“只有給優秀人才公平的機會，這些優秀人才才能托起一個高效的政府。”

　　從公開到民主

　　黨的十三大報告上有一句話，徐頌陶一直記得很深刻，“建立和完善公務員制度，需要相當長的過程。”

　　30余年親身參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經歷，讓他深深懂得這句話的含義。

　　雖然一系列規章制度已在逐步建立，但這些規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實現，徐頌陶還有很多擔心。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仍是干部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帶病上崗”、“帶病提職”等現象的出現，歸根到底，還是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制度不完善，有些管用的制度沒有真正堅持。

　　“惟一的辦法就是擴大民主，改革的活水源頭，在人民群眾之中。”李民說。

　　2008年3月27日上午，全國很多觀眾都通過南京電視臺，或者網絡視頻，看到了一場新鮮的直播答辯會。

　　16名競爭4個局長職位的南京市市管副職干部，公開在電視前展示各自的風采，競爭職位。

　　雖然最初出現了冷場，雖然電視直播時大多數候選人都感謝領導、感謝組織，很少有人感謝群眾，但南京市委組織部長王奇仍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探索，“搞電視直播，就是為老百姓在第一時間知情、在更大程度上參與，更廣范圍內監督，提供一個平臺。”

　　40余年，光陰荏苒。

　　在如此長的時間里，大學畢業生徐頌陶，成長為人事部副部長，在中國的政權體系中身居要職。如今，他是一個賦閑在家的退休老干部。

　　農民出身卻沒考上大學的王力民，如今已經是永吉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縣人防辦主任，正科級。比起國家干部，他更喜歡稱自己為公務員，他覺得這個詞“現代，正規”。

　　少年時代，徐頌陶曾夢想當醫生，當科學家，后來受同學影響，當上了所謂“無冕之王”的新聞記者。也許造化使然，“雖然我從沒想過從政，更沒想過從事干部人事工作，然而這竟成了我終生奮斗的職業，對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我一直心懷感激。”

　　喜歡文學的王力民則選了汪國真的一首詩，表達他的心情，“讓我怎樣感謝你，當我走向你的時候，我原想收獲一縷春風，你卻給了我整個春天。”

　　如今，在十七大原則的指導和公務員法的規范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各地深入推進。通過程序和細節上的改善，人們讀出它更加強調公開和民主的精神內涵。 (劉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