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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膽結石手術后首次露面 稱“信心越來越淡薄”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廉海東 特約撰稿吳林發自新德里、北京 在中央有關部門與達賴方面即將進行第八輪接觸商談前，卻再次向中央政府發難。美聯社10月26日發出報道稱，達賴喇嘛表示“已經放棄與中央政府的談判”。美聯社評論稱，達賴這一公開發言的態度是“異乎尋常的”。

　　美聯社這一報道的源頭是，達賴喇嘛10月25日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出席西藏兒童村建校48周年紀念慶典時表示，“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越來越淡薄”，因此“決定把屬于全體藏人的問題交給民眾來解決”。這是達賴喇嘛于10月10日在新德里醫院成功接受膽結石手術后，第一次在流亡藏人前公開露面。但據達賴喇嘛的發言人后來解釋，達賴的講話“并不意味著放棄對話路線”。

　　10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關于與達賴方面新一輪接觸商談的具體事宜，正在進一步溝通中。10月29日，本報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根據達賴喇嘛方面的請求，中央有關部門將于近期安排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國進行接觸商談。

　　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今年以來，盡管出現了拉薩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和“藏獨”分子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嚴重事件，中央仍第三次安排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回國接觸，希望達賴喇嘛方面珍惜機會，對中央提出的要求做出積極回應。

　　達賴放話的哀兵策略

　　在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胡巖看來，達賴喇嘛10月25日的放話無甚新意，“只不過是其慣用的哀兵戰術而已。”

　　胡巖教授熟悉近代以來所謂“西藏獨立”問題的來龍去脈，在今年拉薩“3·14”事件發生后，他發表了《所謂“西藏獨立”問題的由來及其實質》等文章。今年7月，他還隨中國藏學家代表團出訪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介紹西藏的歷史與現實。

　　基于自己的見聞，胡巖認為，越來越多的原先受達賴蒙蔽的西方人正在覺悟，國際大環境對達賴愈發不利。

　　此外，種種跡象表明，達賴集團內部的某些勢力也在對他施以壓力。本報記者在新德里獲悉，反對達賴喇嘛所謂“中間道路”的聲音再度浮出水面。

　　因此可以認為，達賴喇嘛在第八輪接觸商談前做出如上表態，無非是要為商談可能的失敗預先推卸責任，安撫其集團內部激進分子的情緒，并在國際社會面前擺出“哀兵”的姿態。

　　中央與達賴歷次商談始末

　　胡巖強調，達賴喇嘛“適時地”表達對新一輪商談寄予的希望不大，實際上是和以前一樣，試圖將商談可能無進展的責任推給中央政府，并向后者施加壓力。“但中央政府已經表現出足夠的真誠和耐心了。從歷史來看，達賴逃亡國外以后，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務一直保留到1964年。”胡巖回顧道。

　　自1979年以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曾多次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接觸，多次重申中央對達賴喇嘛的政策，即：達賴必須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等。在上月接受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專訪時，溫家寶總理也再次重申，中央政府對達賴的政策數十年來始終如一。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印度、美國等國家與中國關系改善，國際大環境對達賴不利。他不得不改變調門，主動向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放棄西藏獨立回國”，后來又提出所謂的“五點”、“七點”方案。“中間道路”則是達賴從1984年開始提出的。

　　所謂“中間道路”，取表面之義，常被誤解為介于中央政府對西藏行使主權與達賴集團謀求“西藏獨立”之間。但是在一次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達賴的弟弟丹增曲杰卻直接解讀了其本意：“我們先求自治，然后把中國人趕走。”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胡巖提到，數十年來達賴的態度可謂搖擺不定。20世紀90年代前后，蘇聯東歐劇變，達賴以為中國也將步蘇東國家后塵，于是不僅拒絕商談，就連1989年中國佛教協會特邀其回國參加第十世班禪大師追悼活動也加以拒絕。“后來，目睹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和國際聲望的不斷提高，他才要求重啟商談。”胡巖說。

　　從2002年至2007年，中央政府與達賴的接觸商談每年舉行一次。在拉薩“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更在5月與達賴的私人代表接觸，并于7月舉行第七輪商談。

　　中央統戰部負責人7月6日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透露說，今年7月1日、2日，我部負責人同達賴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一行5人在北京進行接觸。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副部長斯塔同甲日·洛迪一行進行了談話。

　　據悉，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當時向達賴喇嘛明確提出“四個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并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達賴私人代表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同時，根據達賴方面的要求，7月雙方的接觸中還商定了下次接觸商談的時間。

　　“但這些商談可以說沒有實質性的進展。”胡巖說，“如果達賴不徹底放棄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的圖謀，商談怎么可能有進展？”

　　“還權于藏民”的背后

　　美聯社10月26日還報道說，達賴聲稱自己將請“600萬西藏人民”來決定西藏今后的道路。

　　胡巖認為，達賴聲稱的“請600萬西藏人民來決定今后的道路”很可笑，“西藏人民早就決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用不著達賴‘授權’給他們。”

　　至于達賴提出的在“大藏區”實現“高度自治”，胡巖認為根本不存在可操作性，而無論是“高度自治”還是所謂的“中間道路”，都只是其“西藏獨立”立場的含蓄表達而已。

　　“除了西藏自治區藏族人口占92%以外，甘肅、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區還生活著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這種民族分布的格局，是中國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達賴喇嘛把‘西藏’的概念擴大為中國所有的藏區，然后在這些地區實現‘高度自治’。那么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呢？這豈不是在制造人權問題和民族問題？”胡巖反問道。

　　胡巖說：“雖然達賴最近多次暗示，如‘中間道路’無法實施的話，他將無法阻止暴力活動的發生。但他也知道，暴力活動與佛教的基本教義相抵觸。那些公開支持暴力活動的人，在今日世界將會成為過街老鼠。”

　　“可以說，達賴現在看不到堅持自己的主張有任何希望。他或許想落葉歸根，但是我們還需要聽其言、觀其行。如果他堅持其錯誤的立場，依然把自己的未來寄托在西方某些勢力的支持上，那么，其代表與中央政府的商談就很難有什么新的進展。”胡巖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