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改革發展已進入關鍵時期。這是一個黃金發展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去年我國民告官案有10萬件以上，但勝訴率不足三成。——10月28日《半月談》

　　長久以來，“民不與官斗”已經成為許多人內心一種篤定的意識。而這種情況，顯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要求。要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樸素的司法理念不至于成為空話，就必須允許“民告官”的出現。這實際也是現代民主與法制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當前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博弈。特別是，在公民與公權力之間，也呈現出林林總總的矛盾。一些公權力掠奪民生的現象，說明簡單寄望于權力的自律是行不通的。而通過司法的途徑，來向社會傳遞公平與正義，其實就是現代社會無法繞行的選擇。這意味著，“民告官”這條法治途徑，必須是暢通的，是不能偏離正義的。

　　從現狀來看，當前“民告官”的勝訴率太低了，尚不足三成。誠然，我們不能因為勝訴率低，就簡單界定這些司法案件存在不公現象。但是，我們卻可以通過分析勝訴率低的原因，來審視當前的司法生態。值得注意的是，報道上說，“民告官”之所以勝訴率低，并不全是因為“刁民無理”。相關律師分析得很清楚——民告官，起訴難；民告官，官不理；民告官，難告贏；民告官，執行難；民告官，代價大。

　　由此不難看出，在“民告官”這種博弈中，民與官并非真正是以平等狀態來進行博弈的。受囿自身的話語權貧弱，在法律平臺上，民處于相對孱弱的境地。“民告官”勝訴率低，說明公民與權力機構之間，仍然不是法律上的契約關系，權力運行輕易就可以游離于法律制度文本之外，權力的品質倫理仍然很容易淪陷。這一切，恰恰就是“民告官勝訴率低”本身折射的“司法價值”。

　　每一個公民哪怕是卑微的自由與權利，都應該得到法律的呵護。如果連法律都不能成為公民實現權利的工具，那么，社會公正的堡壘和防線，就很容易失守了。(蘇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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