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分組審議企業國有資產法草案，有委員追問如何規范國企高管的高薪問題。程貽舉委員認為，企業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業的效益掛鉤，還要和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不能太高(10月25日《新京報》)。

　　現行國企高管薪酬制度發端于2002年，規定國企高管薪酬與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不能超過12倍。實踐證明，這一規定已被粗暴地虛置，一些國企高管的薪酬動輒是普通職員的數百倍。企業高管年薪不但要和企業的效益掛鉤，還要和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這顯然是規范國企高管薪酬的良好舉措。

　　當前，薪酬懸殊存在兩種情況，一是企業內部，一是企業之間。換言之，不同行業的國企高管，也存在其薪酬標準差距過大的現象。有的壟斷企業，企業高管薪酬即便與企業效益、職工薪酬掛鉤，其薪酬也是天價，這就要求壟斷企業的高管薪酬應與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

　　同時，規范國企高管的高薪問題還要盯著高管的隱性福利。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說，一些壟斷行業不光是工資高、獎金高，職業福利水平也很高，有的公司光是公積金一個月就可以達到幾千元，而有的國有企業職工可能沒有任何職業福利。

　　此外，還要明晰的是，一些國企高管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既享受體制內的風光，又享受體制外的好處，既不是純粹的官員，也不是真正的職業經理人，卻能在官員和職業經理人的角色中各取所需，騰挪轉換，好處盡享。這種情況下給以相對市場化的薪酬是很危險的。

　　前段時間，世界銀行主計官兼副行長法耶澤爾·喬杜里談到高管薪酬時表示，有些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已經高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有時從個人對企業貢獻的角度來說，可能不值這些錢。當絕大多數職員為菲薄工資慘淡經營時，當一些職工面臨失業之虞時，那些企業高管如果再執拗地拿天價薪酬，的確有些不道德的意味。因此，我期待高管薪酬與國家工資水平掛鉤，早日成為現實。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