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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0月20日，茫茫戈壁之中，組建了酒泉衛星發射中心。50年來，7艘飛船、41顆衛星和近千枚火箭在這里成功發射，創造了我國航天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十余項“第一”。50年來，這里發展成為中國組建最早、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航天發射場。50年來，廣大科技人員在這里實現了一個又一個歷史性的跨越。本報專訪了原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副主任，為您講述酒泉人50年的故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再過兩天，65歲的劉慶貴和老伴就要踏上東去的列車，去北京安度晚年。即將告別這片他呆了43年的土地，他內心感慨萬千。這位原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副主任用七個“神”向《國際先驅導報》描述酒泉發射中心五十年的變遷——

　　“在中國的西北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駐扎著一支神秘的部隊，從事著一項神圣的事業，經過了幾十年的神速發展，建成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現代化的航天城，創造出了神話般的業績，用神舟號飛船將中國人送上太空。”

　　當年，劉慶貴被分配到發射中心工作時也頗為神秘。

　　“我把沙包當成了墳堆”

　　那是1965年的夏天，哈爾濱工業大學的一處階梯教室里，電氣測量系的系主任正在宣讀畢業分配名單。坐在臺下的學習委員劉慶貴非常著急，他聽半天也沒聽到自己的名字。“我當時想我成績挺好的，怎么沒我呢？”一直到最后，系主任才提到他：“下列同學到清水參軍，劉慶貴……”劉慶貴興奮壞了，當兵是他從小的夢想。“電影里那些軍人多厲害啊！”

　　同學們也對他羨慕不已。“我是班里最小的，同學都說：你去參軍了，多好啊！”劉慶貴回憶說。但是此時他并不清楚究竟要做什么工作。問輔導員，輔導員一開始說不知道，后來就說：“你不要問了，那個地方是保密的。”

　　經過兩天的長途跋涉，22歲的劉慶貴終于來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當時的名字還叫巴丹吉林大漠發測站。在專列上往外望去，劉慶貴看到的都是戈壁灘，“看到一個個沙包，我還以為是墳堆。”

　　來到營地，保密課是他上的第一課。“我們單位就是導彈試驗基地。別的就別再問了。咱們單位的任務性質、在什么地方、自然條件等，這些都不能說。”保衛部的干事告訴劉慶貴和其他新學員。連通訊地址也要審查。“只能給直系親屬寫信，同學親戚和老師通通不允許。”劉慶貴說。回家更成為一種奢望。“2年才一次探親假，而且這地方荒無人煙，也沒有汽車，只有專列，上專列得有通行證才行。”

　　有家難回，還要與惡劣的自然環境搏斗。“這里空氣的含氧量只有18%。睡覺的時候都是似睡非睡的感覺。冬天也沒有新鮮蔬菜，都是吃干菜。”劉慶貴說。“然而當時并不覺得苦，說實在的，在那個年代，我們都認為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是最光榮的事。”

　　7年前，也許正在抱著這樣的信念，他的前輩們才在一片荒無人煙的沙漠中開辟出中國最早的導彈試驗靶場。1958年10月，孫繼先中將率領抗美援朝志愿軍第20兵團的戰士們悄悄從朝鮮回國，秘密開赴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原發射團技師史良回憶說，當時一天只能吃一頓細糧，甚至有時青稞面玉米面都是發霉的。在全國自然災害最嚴重的1960年和1961年，“蘆葦葉，駱駝刺，野菜頭啥都吃。”劉慶貴說。

　　“這輩子最對不起阿香”

　　一年后，劉慶貴的身份發生了轉變：由學員分配到發射中隊當起了技術干部。雖然依舊單身，但劉慶貴卻并不覺得孤獨。工作之余，他喜歡聽聽廣播，打打籃球。“那時候，沒什么文藝活動，看個電影就了不得了，籃球比賽的時候，東風航天城(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另一個名稱)的人都要去觀摩。”

　　沒過多久，劉慶貴迎來了他生命的又一次轉折。經熟人介紹，劉慶貴認識了同在航天城工作的阿香，并結為夫婦。然而，令劉慶貴沒有料到的是，本以為從此生活會充滿樂趣，卻反而平添了更多的痛苦。

　　那時候，他和阿香在不同的部門上班，相隔三四十公里，只有禮拜六才能見面。“有了孩子之后，主要都是她帶，我沒怎么管過，平常根本沒有時間。”劉慶貴說，“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阿香”。更讓劉慶貴至今無法釋懷的是，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時，阿香只身一人回劉慶貴老家生養，劉慶貴忙得連送她的時間都沒有。

　　“接生的醫院已經有了，但還沒有幼兒園，又沒人帶孩子，好多孕婦的選擇都是回老家生小孩。”劉慶貴仍記得在清水送阿香上火車的那一刻。“她的隨身物品只有衛生紙，破布啊！一個人就回去了，相當危險。”阿香一共轉了七次車，經過十天才到劉慶貴家，而劉慶貴根本不知道妻子是否已經到達。“那個年代，有事就來電報，沒電報就算是平安。”

　　劉慶貴算是幸運的，至少他可以在周末和家人共享天倫。很多人連戀愛的機會都沒有。劉慶貴說，雖然現在條件比過去好了很多，父母可以來，也可以找個保姆，但兩地分居的問題還是比較普遍。

　　在茫茫荒漠中，一批批熱血青年把人生最寶貴的時間奉獻了祖國，他們難以像普通人那樣享受愛情，甚至還要冒著生命的危險。

  　“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1966年“兩彈結合試驗”的七勇士便是這樣的典型。

　　當年，面對美國和蘇聯的核威脅，中央批準進行原子彈、導彈結合試驗。1966年10月27日，導彈與原子彈完成加注與連接。一切準備工作就緒，所有人員全部撤離，除了留在地堡里的七勇士——他們是負責最后操作的指揮員和操作手。

　　“當時別的國家都是往公海打，我們是在本國國土上打，這是我們國家第一次。雖然兩彈結合試驗是做了充分論證的，但如果在現場發生爆炸，七勇士都會犧牲。前蘇聯發射場曾經發生爆炸，100多人都犧牲了。”七勇士中，有三個是劉慶貴的同事。“他們當時寫了保證書，其實就是遺書。”

　　劉慶貴說，他們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了。“從事這個職業就知道會有風險，越想著危險越影響你指揮操作。到了操作時，心態還是非常平和的。航天員上天也是一樣。”

　　幸好大家的擔心沒有變成現實，兩彈結合試驗成功。中國終于擁有了可以用于實戰的導彈核武器。毛澤東主席興奮地說，讓敵人在我們勝利面前發抖吧。此時酒泉發射中心正逐漸成為一支日趨成熟的擔負三軍導彈發射任務的綜合性發射部隊。

　　在這次試驗中，劉慶貴到航天城才一年有余，他參與的并不多，等到四年后，他又見證了另一個偉大時刻誕生的全過程。

　　“酒泉人傳承的民族精神”

　　1970年4月25日18點，新華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衛星重173公斤，用20.009的頻律播送“東方紅”樂曲。

　　“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的升空極大地振奮人心。《人民日報》當天就發了號外；在廣州參加“三國四方會議”的周恩來剛步入會場，就向大家宣布了這個消息：“為了慶祝你們這次會議的成功，我獻了一個禮物，這個禮物就是今天晚上我們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

　　那時候，整個中國上空都被一種喜悅的氣氛籠罩著，劉慶貴更是喜不自禁，因為發射最后一刻還困難重重。“臨發射前發現了一個故障，后來發現是地面模擬員的事，給排除了。發射當天的天氣并不理想，發射前一個小時候還是滿天烏云。”參與“東方紅一號”測試的劉慶貴回憶說，到發射時突然天空一片晴朗。

　　此后的人生中，衛星發射成為劉慶貴參與最多的任務，他也從一名普通的技術干部，升到機關試驗處處長，再到技術部做總工程師。1996年，劉慶貴達到事業的最高峰——擔任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副主任。此時，載人飛船發射場地建設已經第四個年頭，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已經進入第三個時期。

　　擔任副主任后，劉慶貴一刻不得閑，加班到深夜是常有的事。“精神更是高度緊張，不管操作還是指揮都不能有絲毫大意。只要某一個環節出點問題會箭毀人亡，這是我們的鐵律。”

　　1999年，神舟一號飛船升空，意味著劉慶貴的使命更加艱巨。“飛船系統比衛星系統要復雜，測試項目更多。一次衛星發射，20天的測試就可以了，但是像神舟五號飛船起碼要40天時間。”

　　回想這幾次飛船發射的經歷，劉慶貴記憶最深的反而是1992年的論證階段。劉慶貴和他的同事們大膽地提出了一個技術跨度較大的“三垂”模式，即垂直總裝、垂直測試、整體垂直轉運。多段運載火箭的測試發射，過去一直都是在水平狀態下，一截一截地測、一截一截地裝、一截一截地配。技術區準備完了，轉到發射區，還要重新總裝、測試，重復工作多，耗費時間長，非常麻煩。

　　“當時很多人提出反對意見，我們就不斷據理力爭。”劉慶貴說，一年后就開始動工興建飛船總裝測試廠房、垂直測試廠房 等設施。“速度相當快。”如果沒有“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科學求實，開拓進取”的東風精神，或許沒有酒泉發射中心50年來的飛速發展。劉慶貴說，這是當年先驅們來的時候就創造的。1965年，劉慶貴一來到營地，就看到墻上寫著“以廠為家，以苦為榮”八個大字。

　　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以來，劉慶貴在航天城奉獻了一生的心血，他說這就是一代代酒泉人傳承的“東風精神”。(感謝王艷梅對此次采訪的大力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