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區基層干部是壓力的集中點，上級的任務、群眾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心理狀態特別需要關注

　　2008年10月3日，北川羌族自治縣農委主任、救災辦主任董玉飛在位于綿陽市安縣安昌鎮的臨時辦公點自殺身亡，終年40歲。這條消息在四川地震災區基層干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如何幫助災區基層干部更多地釋放其巨大的心理壓力，也為時下社會各界所關注。

　　董玉飛是一名羌族干部，他12歲的兒子及另外幾位親人在汶川地震中不幸遇難。“他是個責任心很強的人，能夠吃苦耐勞，地震后一直東奔西走忙著救災，由于表現突出，被國家農業部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授予抗震救災先進個人，在干部群眾中口碑一直不錯。一位看似鐵打的漢子，最終采取這樣的方式倒下，真的讓人很意外，痛惜之余也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北川縣縣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馮斌說。

　　多位災區基層干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直言不諱：親人遇難，工作繁重，生活負擔沉重導致身心俱疲。

　　基層干部成了“災民中的災民”

　　“從抗震救災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我的確支撐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這是董玉飛自殺前留下的一封遺書。

　　對于董玉飛的死，受訪的北川干部普遍認為是由于親人遇難，加上工作繁重，心理不堪重負導致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副院長、心理衛生教授張偉坦言，工作壓力過重讓基層干部成了“災民中的災民”。

　　“老董是個好人，性格開朗，并不內向，出了這樣的事，大家都很意外。”北川農辦副主任唐安文回憶說：“10月3日上午我還和他見過面向他請病假，當時他還安慰我要我好好養病，實際上他前段時間也是剛剛休完病假，說話的時候一點跡象也沒看出來，哪想到下午他就走了。”

　　“他和他12歲的兒子感情很深，經常把兒子掛在嘴上。兒子不幸遇難后，他雖然仍在拼命做事，但情緒變得很消沉。我們也勸慰過他，但畢竟是這么大災難，誰家沒有點事？萬沒想到他會走這條路。”董玉飛的同事和熟悉他的人嘆息著。

　　董玉飛自殺讓地震災區基層干部心中難過。重災區綿竹市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羅應光說：“當前災區基層黨員干部工作壓力太大、心理負擔過重。災區基層黨員干部大多數都處于一種疲于奔命狀況，一方面上級部門安排任務很重，目前工作量至少是震前的5倍以上；另一方面老百姓的怨言，也是直接罵到基層黨員干部頭上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川干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重建工作任務那么重，哪里出點毛病，群眾就會不滿意。我們耐心地給別人做思想工作，可自己也是災民，也有親朋好友遇難啊。不管我們內心多么痛苦，表面上也得做出堅強無比的樣子，因為群眾把干部當做主心骨，我們都在咬牙挺著。地震中我的腰椎受傷，醫生說必須靜養6個月以上，但現實根本不允許我休息，只有綁著帶鋼架的腰帶固定一下。”

　　綿竹市漢旺鎮黨委副書記胡凌飛是震后調到漢旺鎮任職的。胡凌飛說：“漢旺鎮的所有受災群眾都安置在板房區里。我們最怕遇到暴雨天氣或余震，那意味著所有干部都得24小時值班。9月底的一場暴雨，全鎮干部和鄉里干部都是一宿未睡，一些群眾跑來反映板房質量有問題，我們沒有辦法解釋，因為板房都是由援建方臨時搶修出來。我們當時都做好準備了，群眾如果再鬧，我們就把辦公室騰出來給他們住。”

　　綿竹市副市長郭永福22歲的獨生女兒也在地震中不幸遇難，地震后他一直堅持工作。“現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崗位上，我必須學會堅強，每天要處理那么多事情，不允許我有流淚的時候。別人問到我女兒怎么樣了，我都告訴他們，她現在省外治療。”雖然提到女兒遇難的事件時，郭永福語氣平靜，但他的眼睛卻躲開了本刊記者的視線，透出一股深深的哀痛。

　　生活負擔“雪上加霜”

　　本刊記者日前在北川、綿竹等地震重災區追蹤采訪時了解到，地震后基層干部工作量比以往成幾倍的增長，而相應的工資收入并沒有多少變化，甚至一些地區工資收入還不如震前。不少基層干部也因災變得一無所有，讓他們的心理壓力更為嚴重。

　　北川縣委縣政府目前在安縣安昌鎮臨時辦公。記者在鎮上走訪時看到，許多部門都是靠租民房辦公兼住家。目前在安昌鎮，租一套二室一廳的房間一年需要4000元到6000元，這占到當地基層干部平均年工資的1/3左右。在重災區綿竹市，由于市里房屋僅有10%左右可以居住，當地干部基本都居住在板房區里，今后住房如何解決也成當地基層干部一個生活難題。

　　北川一位干部說：“北川新縣城選址仍然沒有最后確定，大家都租房住著，有種無家可歸的感覺，盼望國家早點定下來，我們心里也有個盼頭。地震過后，許多基層干部同樣也成了一無所有的災民，北川基層干部平均工資在1300元左右，有的原來是兩口子拿工資，現在只剩下一個，住房、穿衣、吃飯樣樣要花錢，現在物價又高，生活壓力很大。現在大家比較關心干部津補貼這一塊，北川的還沒兌現，希望能早一點落實。”

　　馮斌告訴本刊記者：“‘津補貼’是由地方財政拿錢，有的地方有財力已經兌現了，北川縣一直還沒有兌現。比較棘手的是津貼只針對公務員身份，事業單位沒有。但大家都受了災，工作都很繁重，能說給誰不給誰嗎？操作不好就容易引起矛盾，打擊大家的積極性，所以我們不得不慎重研究。”

　　胡凌飛說：“漢旺鎮是此次地震的極重災區，也是基層干部傷亡最慘重的一個鄉鎮。我來到這里后發現，幸存的干部始終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成為當地群眾的主心骨。但實際上，這些干部家里受災并不比其他災民輕，但現在他們的收入還不如震前。平時工作已經夠辛苦了，回到家里還要面對家人，如何解決家人的生活、住房，也是他們的一個困惑。”

　　多位基層干部向本刊記者說：我們是干部，群眾眼睛都盯著我們。哪怕家里再困難，都不會、也不敢在第一時間提出來。不管實際上有多苦，在外還得“風風光光”的，回到家再忍受家里的怨言。

　　基層干部急需心理危機干預

　　“事實上，目前整個地震災區，基層干部的心理危機干預很大程度上仍處于空白。”張偉認為，“災害后的3到6個月是心理危機的集中爆發期，災難初期的緊張情緒逐漸緩解后，失去親人、失去父母兒女的心理打擊會變得日益沉重，大量心理問題將在這段時間暴露出來。尤其是基層干部是壓力的集中點，上級的任務，群眾的要求，全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他們的心理狀態特別需要關注。”

　　目前，四川地震災區經過培訓的心理干預人員不足2000人。來自廣東珠海市的心理輔導師王(山旁亙)地震后一直在四川災區輾轉進行心理輔導援助：“我們的人手根本不夠，僅是學校心理輔導工作就忙不過來了，根本無力做基層干部心理危機干預。而且由于他們都是成年人，大多具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工作經驗，需要更有經驗的心理輔導師。”

　　提及對干部的心理干預治療，羅應光說，“綿竹市在7月份開展過一次，這也是對基層干部開展的惟一一次心理干預治療。但對于我們這些干部來說，專家讓我們學會放松，學會自我減壓，我們聽完都哭笑不得。災后重建任務那么重，怎么可以做到專家說的那些呀！震后干部都是連續作戰，從來沒有一天假，后來實行輪休后，每周才可能休息一天。”

　　“董玉飛事件對我們是一個警醒。”馮斌說，“大地震造成北川縣干部遇難466人，占全縣干部總數的1/4，而家中有親人遇難的干部人數則無法統計。我們也早就考慮到基層干部的心理問題，也采取了一些組織措施，如國慶前就實行了強制輪休7天，但工作實在太繁重了，有些問題想得到，但沒有條件去解決。”

　　今年7月到8月間，北川縣委、縣政府帶隊，把全縣64個部門、20個鄉鎮組織起來，集體慰問家屬遇難的干部職工，遇難干部職工家屬，遇難離退休人員的家屬。各單位也自己開展了思想交流會，消解干部職工的心理問題。此外，對家中有親人遇難的、確有特殊困難的基層干部進行崗位調整交流，并火線提拔了79名抗震救災中表現突出的基層干部。

　　馮斌說：“我們能做的，也就是通過組織措施，爭取在黨政系統內，消解大家的心理矛盾，鼓勵大家奮發向上，但我們廣大基層干部確實也需要專業的心理治療。前一段時間任務繁重，無法大面積解決，現在災區工作進入常態，縣里考慮分批安排部分干部異地培訓，重點就是心理輔導。”

　　不要再出現第二個“董玉飛”

　　董玉飛自殺事件，被網民稱為“一個用生命換來的警示”。社會各界人士和網民同時呼吁——“減壓、減壓，不要再出現第二個董玉飛”。

　　達州市一名叫做“關心干部”的網友在帖子中這樣寫道：“干部也是平凡的人，在受災期間身先士卒，搶險救災，恢復重建，還要承受喪子之痛，真的不容易！更希望組織多關心，群眾多支持，社會多理解！愿逝者一路走好！”

　　張偉認為，在對干部實施強制性輪休時，可以給他們開展心理干預培訓，將心理干預的方法傳授給他們，這樣既可以解決干部心理壓力過重問題，同時也可以解決地震災區心理干預專業人員不足的問題。

　　“需要針對政府官員采取強有力的切實干預措施，應利用媒體等手段，加大對心理健康問題的宣傳，災區的心理援助一刻也不能放松。”四川綿陽市衛生局局長雷百靈說，政府官員如果有健康良好的心理狀態，也會促進和提高災后重建工作的效率。同時，也可以考慮適當提高地震災區干部的薪酬，幫助受災較重干部解決家中的實際困難。

　　張偉還建議，應當盡快開展心理援助的課題研究，“目前，四川省已開設了一個‘512’大地震之后心理危機干預研究課題，將建立一個完善的震后心理干預數據庫，目前已通過專家論證，正等待國家審批。這樣的課題研究，對解決今后我國發生類似重大災害后的心理干預有重要指導意義。”(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江毅葉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