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30周年之際，中央召開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央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時機再次把農村改革發展問題擺在全黨全面推進改革發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上？這就需要我們結合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進一步透徹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當代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的重大意義。

　　專家解說

　　在中國，農村改革問題可不是一個局部性的改革問題。譬如說，大家都很關注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社保改革，還有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對于中國的發展來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盡管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這些改革還是屬于局部領域的、一個大的方面的改革。相對于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相對于發展程度遠遠滯后于城市的廣大鄉村，中國農村改革則不同了，它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性的意義。我想從兩個維度來談這個問題，或者說新一輪農村改革的意義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縱向維度來看

　　“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發展問題，中國在本世紀中葉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將難以實現。”

　　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縱向維度來看。中國改革開放已走過30年的道路，歷經風雨取得巨大成就。30年成就起步于農村改革，又受制于農村改革。從發展政策的連續性上考慮，中國下一個30年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創新發展起步于哪里？新的戰略突破口在哪里？再過30年，也就是到了2038年，已接近于本世紀中葉。按照鄧小平同志的戰略構想，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目標是要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中等發達國家是個什么含義呢？有一個什么樣的基本標準呢？

　　盡管我們不贊同“唯GDP主義”，但我認為人均GDP終究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核心指標之一。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我國專家做過測算：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10871億元，約合美元2.645萬億，人均超過2000美元；按照預計年均增長7.5%并以當年不變價和匯率計算，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約為7.2萬億美元，按當年總人口14.5億計算，人均約為5000美元。廣東的專家測算是，到2020年，廣東人均GDP可達7000美元(其中珠三角18000美元，粵東西北5400美元)。我國還有專家測算，到2050年，按當時15億人口計算，我國人均GDP約為12000美元左右。

　　上述這些數字可以大致上為我們勾畫出下一個30年以及再長一點的時間里中國改革發展所面臨的艱巨任務和目標。在已走過的30年里，我們的經濟發展保持了年均9%-10%的高增長；在接下來的30年里，為了達到本世紀中葉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我們還需要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年均增長約為6%-7%)。考慮到經濟總量越來越大，保持較高增長速度的難度就會加大；再考慮到中國的人口總量，人均GDP的指標要上去難度會更大；而人均GDP提高最大難度在農村。因為中國人口總量的約60%-70%在農村，即我國現有8億左右的農村人口(我認為我國農民工群體仍應屬于農村人口，由于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還沒有解決，這個群體的法定身份、主體消費和基礎財產都還在農村)。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發展問題，如果不能極大地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的活力，如果不能再次更高水平地解放農村社會生產力，中國在本世紀中葉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我們一方面自豪于已有的奇跡，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奇跡背后的困難和再發展的難度。

　　———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央再次把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突破口選在農村改革，再次向全黨提出農村改革發展這一重大歷史性課題，對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具有核心的、戰略的、全局性的意義。

　　從與世界互動發展的橫向維度來看

　　“從這個國際比較中，更能說明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說明中央關于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的決策是抓住了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事關全局的要害問題。”

　　從中國與世界互動發展的橫向維度來看。30年前改革開放伊始(1978年)，中央派出了多個高級別代表團對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考察，其中以谷牧副總理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考察團歷時36天，這個考察團成員之一、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同志20年后回憶這次考察時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這一年的6月份一個月內中央政治局開三次會聽取各考察團的匯報。(參見《學習時報》2008年10月6日)。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度的擴大，我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越來越多，特別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在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體育等主要領域的交往，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已成為我們黨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基本經驗。

　　從國際經驗來看，或從我們對發達國家的實地考察得到的印象和感受來看，發達國家之所謂發達，不僅表現在工業和城市建設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它們的農業和鄉村建設也達到了現代化程度。可以說，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已經實現了城鄉一體化，表現為三個方面：城鄉生活水平同質化，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質、生活情趣、乃至衣著打扮基本相同，你很難分清誰是城市人誰是農村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即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在基礎教育、醫療保障、退休養老保障等主要社會福利上享有同等待遇，如可以常常看到校巴接送鄉村的孩子上學；城鄉基礎設施同步化，即道路、水電通信管道、大型超市等與城市同步同標準地建設。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我國的綜合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現代工業體系已基本建成，中國已經有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青島、大連、蘇州、廈門等東南沿海一長串的現代城市，但中西北部大多數的農村卻還非常落后，更不用說城鄉二元結構在管理體制上、在公共財政投入上的巨大差異了。對這種現象，有評論說“中國城市像歐洲，中國農村像非洲”。從這個國際比較中，更能說明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也更說明中央關于新一輪農村改革發展的決策是抓住了中國下一個30年發展的事關全局的要害問題。

　　還有一點，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來看，一個國家一旦步入現代化之后其農業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8%。中國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以后，中國的農業人口是否也要減到5%～8%呢？即便是減少到10%，意味著在未來的三四十年內我們要把現有的和新增的六七億農村人口轉移為城市人口。我們的工業化、城市化能否做到這一點？能否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完成這樣一個巨大的人口轉移？或者說，我們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有無必要完全按西方現有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模式走？我們能否摸索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城市化的道路，能不能在保持相當農村人口的情況下，譬如說保持在20%左右而基本實現現代化？我們可否設想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老年人口不放在城市而放在鄉村居住，如果那時鄉村的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生態環境達到甚至超過城市的話，這不是不可能的。這樣的話我們不是可以在鄉村安置相當數量的人口(加上為老年人服務的勞動力人口)嗎？現在西方城市人口相當大的比例是已不工作的老年人口。借鑒西方，但又不同于西方之路。這是不是我們在推進我國農村改革發展中可以思考和探討的一個問題呢？我想是的。

　　———我們既要學習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好的經驗，又要在學習借鑒的基礎上，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立足于我國國情，探索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新的道路；這個道路我們稱之為中國發展模式。

　　(作者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副巡視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