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王錫鋅

　　贊成限行

　　·開車是一種特權，應該受到限制·限行的目標是解決交通擁堵，有車族、無車族是共同利益者，不需要再作區分·同意限制公車，但不贊成將限行公車和限行政策“捆綁”

　　北京大學教授陳端洪

　　該不該常規化

　　·界定一下哪些車是“無聊跑著的車”。如果把它們“剔”出去就能達到交通通暢的目的，就沒有必要限行·限行的方法很多，應采取最能達到目的、最容易為人接受的方式·警惕意外狀態常規化

　　我開車，我的車尾號是5，星期五不能開車，對我來說影響是非常大的:我要上課，打車又打不到。但我還是贊成限行。

　　北京的交通是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如果我們認可這是一個問題，認可這個問題關涉我們每個人的利益，如不解決每個人都會有麻煩，那么，我們就必須做些什么。這里的“我們”，是從公民角度，或者是從“共同體”的角度而言的。

　　我注意到，奧運會之后，很多機構做過有關繼續實行交通限行的民意調查，呼聲很高。既然在這個問題上民眾有公共需求，政府就需要對此作出回應。限行，是回應的方式之一。

　　對于限行，有人反對，有人贊成，這很正常。對一項公共政策，每個人都可以從私人利益角度去考慮、去評價。但公共政策則必須考慮全社會的利益。就限行問題，除了每個人的利益之外，還有一個總體的交通問題，因為最后每個人要參與到交通里面，如果整體的交通效率下降，你有再多車也僅僅是擺在車場里面觀賞。所以，對于公共政策，不僅要從“私民”角度考慮問題，更要從公民的角度考慮問題。機動車限行問題，針對的目標是要緩解目前的交通擁堵。在這個目標面前，有車族、無車族都是共同利益者，不需要再作區分，它就是公共利益所在。如果限行讓一部分人利益受損，解決的方式，也不應該是因為私人利益而阻止了政策的制定、執行，而是考慮如何實現利益的平衡，比如補償。

　　事實上，駕車是一種特權，因為能夠開車的只是少部分人。如果有車族以此主張所謂的私有財產權，我認為這是特殊的私有財產權，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有人說，限行侵犯了車主財產使用權，但我們應該注意到的事實是:作為私人財產的汽車的使用權，必須依賴作為公共交通設施的公路才能實現。出臺公共政策，每個人的利益都要考慮，但絕不是說，只要我有一個私人財產，公共政策只要碰到它就不行。要這樣，恐怕什么政策也別出臺了。

　　還有人講，這事就跟住宅自由一樣，“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我認為這是兩個問題，每個人都需要基本的住宅，即使你有豪宅，我有一茅草棚，這一點自由是平等的。但開車不是這樣。

　　至于公車，我也同意一定要限，力度要大。但是否一定要和限行政策一次性捆綁?如果所有政策都要一次性捆綁，將各種利益直接對立化，最終反而不利于我們解決具體的、現實的緊迫問題。

　　限行政策，是對公眾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呼吁的回應，將公共利益作為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我以為，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公共政策。

　　先問個問題:交通擁堵的原因是什么?道路滿足不了汽車。如果道路在短時間內不能多起來，那拿車開刀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結果。我覺得，車太多的時候，我們就要算一筆賬，什么是無用的車，哪些是“無聊”在那兒跑著的。不好一下子界定出來，但相當一部分公車，屬于這種情況。如果把它們剔除出去就能夠達到交通流暢的目的，那就沒有必要再限制私車。

　　可是，政府選擇了限行私家車。限制方法是什么呢?按號碼排。這種方法簡單，但未免粗暴。實際上，限制方法并不是只有這一種，可以把油價加一加，可以把道路的使用費用提高一點，這些都是辦法，這些辦法同樣加重開車人負擔，一樣可以達到讓他們少開車的目的。哪個辦法更好，哪個大家更能接受，需要很多討論和論證，而不應該拍拍腦袋決策。

　　再來看看:限行讓誰受益，誰受害?“受害人”很簡單，就是私家車主，原來可以開車的，現在一周有一天開不了。受益人呢?似乎無車族是受益人。我想問的是，既然交通管制目的是為了交通流暢(還有一個目的是改善空氣質量，這個目的應可以達到)，那么，限制部分人開車是不是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如果達不到這個目的，有人受害了，但是沒有人受益，我們得算這個賬。因為讓更多的人來坐公共汽車時，公共汽車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公共汽車的擁堵程度是不是減輕了?必須要用這兩個標準來衡量，如果這兩個達不到，普通百姓也是受害的，而不是受益。

　　對于上面的問題，我沒有結論，所以，我也說不上限行是好是壞。但我有一個提醒:當心意外狀態常規化。

　　北京交通不暢，由來已久。但這個問題被問題化，卻是從奧運會開始的。前一段有記者采訪我，問今年有什么事情最值得說?我告訴他是“緊急狀態”，比如奧運會，比如汶川地震，都是緊急狀態。緊急狀態下出臺一些臨時舉措，誰都能理解，百姓在容忍，在用慈善心、公益心做這些事情。然而，請不要把這些做成大家的當然義務。

　　“上次搞得很好，上次的結果很好”，這很正常，緊急意外狀態下的好東西多了，但是不能把它常規化。奧運期間北京市民忍受了限行帶來的巨大不便，政府應該為此感恩，并顯示自己有能力為這種付出回報更多，而不是以此證明這種奉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記者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