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級階段肩負兩大“雙重使命”

　　《瞭望》：從現實來看，改革和發展中積累的某些深層次矛盾和新問題日益凸顯，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對改革進程的影響？

　　鄭必堅：對于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無需諱言，也不應當諱言。據我多年親身體驗和觀察，黨中央采取一種徹底唯物主義者的態度，歷來非常重視并且勇于面對這些問題。改革開放30年，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每一次中央全會，研究分析的都是實踐中遇到的重大緊迫問題。

　　同時，我又親身體驗和觀察到，黨中央對待這些問題又總是十分清醒地把握兩條：一條，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決不因某些具體問題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條，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和科學發展來解決。也就是說，面對問題，回頭走老路是死路一條，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條，只有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之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惟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舉例來說，關于國有資產流失、關于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經濟與社會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腐敗等等問題，在某種觀點看來，都應當歸罪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體制改革，甚至歸罪于整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難道能夠這樣看嗎？實際上，在確定市場化改革目標之初，黨中央就明確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沒有現成經驗，必然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發生。因此，要求我們既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又要善于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錯的趕快改。正是由于我們黨以這樣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對待市場化改革，實踐的總結果才能夠像今天這樣有力地證明：中國摒棄了計劃經濟體制，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在短短30年時間里就根本改變了短缺經濟的停滯落后狀態而迅速發展起來，從一個政治大國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大國。

　　至于一個一個具體問題，也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在改制進程中，特別是在改制前期發生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提出的很多個案，情況復雜。有的實際上屬于正常轉制，有的則確有問題。問題方面，有的是工作經驗不足造成的，有的則確與有些干部腐敗有關。這兩年已經出臺一系列有力措施，通過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較好的解決。

　　又比如，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和社會公正問題，也需要具體分析。總體而言，改革開放30年來人民群眾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別是絕對貧困人口由兩億五千萬減少到兩千多萬，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現在的問題，主要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還存在發展不平衡和較大的收入差距。這里既有工作中的問題，又有歷史和自然條件等長期形成的問題，此外還有一個如何評估差距的問題(各地貨幣收入的實際購買力不一樣)。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問題，解決公平問題，同樣還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發展，靠高效率的發展。

　　總之，以改革開放中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為由，就從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只有一以貫之和旗幟鮮明地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決這些經濟社會發展中突顯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上，真正取得實質性的更大進展。

　　《瞭望》：從發展環境和形勢看，為什么很多決策面臨“兩難”抉擇？

　　鄭必堅：這當然有種種具體的原因。而從根本上說，是來源于基本國情決定我們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此階段上我們所擔負的使命就具有某種特殊復雜性。這集中體現在兩大項“雙重使命”：

　　第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和促進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又要促進社會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來的特殊復雜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但在這樣那樣具體的問題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長遠發展上是統一的，在發展過程的一定階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說，既要推動發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興農村；既要支持東部繼續率先發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發展的力度；既要繼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更好地關注低收入群體；既要繼續講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還有，既要加快發展，又要保護環境，如此等等。即是說，都不能只顧一方面而不顧另一方面，所以叫做“兩難”，而且都只能放在一個較長過程當中才能逐步解決。這就要求我們清醒把握問題的兩重性和長期性，并且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

　　我們一定不要把“雙重使命”對立起來，而要力求統籌兼顧；我們也一定不要設想一蹴而就，而要盡可能在妥善處理當前問題的同時，把人們引導到理解問題的兩重性和過程的長期性上來，尤其要把人們引導到繼續致力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上來。歸根到底，只有通過改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是真正能夠保證實現這個“雙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質前提。

　　又一大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繼續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傳統工業化，又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趕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且至今方興未艾的現代科學技術新的“偉大的革命”。由此而來的特殊復雜性，則是我們面對雙重的歷史性挑戰：一方面，面對資本主義由18世紀中葉起到20世紀中葉這二百年間，所實現的以大機器工業和電氣化為特征的產業發展的挑戰；另一方面，面對資本主義由上世紀70年代開始而方興未艾的，以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為特征的新技術革命的挑戰。所以，我們不但要急起直追，縮短和消除過去二三個世紀至少一個多世紀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業化；而且要奮力躍入新技術革命洪流，向著21世紀中葉的新的現代化水平前進。

　　也就是說，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所要解放和發展的生產力，不能僅僅復制舊發展方式下“鋼鐵文明”、“機械文明”那樣水準的生產力，更不應一股勁重復舊發展方式下那種資本、技術排擠勞動的道路。而應把產業升級、設備更新、核心技術創新和整個創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和生態文明的水準和境界；與此同時，又應是把在資本、技術和勞動更好結合基礎上的創業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夠在我們這樣十幾億人口大國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水準和境界。

　　積30年之經驗和教訓，只要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一以貫之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同時，力求針對這兩大“雙重使命”在具體實踐中這樣那樣的矛盾而把握好處理問題的“度”，這樣堅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紀中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擔負的兩大“雙重使命”就一定能夠完成。

　　《瞭望》：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應如何借鑒和學習國際經驗？

　　鄭必堅：中國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完成雙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把握時代特征，研究和借鑒國際經驗，包括研究和借鑒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們在強調堅持中國特色、堅持中國獨立自主的高度自覺的同時，又強調要以高度自覺向外國學習。

　　而學習外國，歸根結底是為了形成和創造中國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競爭力。毫無疑問，對國際經驗，我們還要繼續老老實實地學習和借鑒下去；對中國特色，我們還要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展下去。這也算是一條規律性認識吧。

　　總之，有87年奮斗歷史的中國共產黨，在開創改革開放新時期的30年中，形成了這樣一套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使社會主義能夠充滿活力從而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并經長期奮斗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道路和理論體系。這實在是黨之大幸，國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華民族之大幸。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關節，仍然能夠以自己的奮斗來代表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前途，并且能夠凝聚越來越多的人共同奮斗來代表這個偉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