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在今年上半年重慶市“執政為民，服務發展”的考核中，該市北部新區排名最后，由此在近日召開“雪恥”大會，自揭家丑，聘請“軟環境監督員”監督政府職能部門辦事效率；還將探索建立行政審批“過期默許制”。即，如果職能部門行政審批超過規定時間仍未辦理下來，就被視為批準通過，承擔審批責任。(10月11日《重慶商報》)

　　又見超時默許制。早在2003年，天津市首家區級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南開區行政許可服務中心，在全國首創超時默許的服務制度。如果行政許可服務中心超過時限，沒有給予申請人回復的，將視為“默許”，微機管理系統會自動生成打印蓋有該部門紅印的批準文件。與此配套的是，如果發生此種行為，服務中心還要追究有關部門和個人的責任。這一別出心裁的制度設計，因此在2005年入選“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

　　有目共睹的是，這一細微變革似已遍地開花。2005年黑龍江省雙鴨山市推出行政審批超時默許制：如果投資企業手續齊全有效，各行政審批部門又未及時審批，市里將統一蓋章視為行政審批部門“默許”，同時還要追究審批部門的責任。2007年武漢市市政務服務中心試行行政審批超時默許制，對涉及企業注冊登記和基本建設工程項目審批和服務的政府部門，首先實行超時默許制試點。同年，大連市政府行政服務中心也開始實行行政審批超時默許制試行辦法，審批事項因超時而被默許的，視情況追究相關工作人員及領導責任，對不該審批的事項而被默許的，除要及時糾正外，還要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員。

　　毫無疑問，超時默許制之所以漸漸流行，一是將“超時責任”明確還給了政府部門，降低了社會成本；二是立竿見影地提高了行政部門的辦事效率。隨之而來的問責與高效，對打造現代政府，解決公務員不作為問題及保護企業和公民利益，顯然具有積極意義。

　　當然，任何制度創新都還有試驗與接受批評、“且慢叫好”的過程。比如，人們對超時默許制度的首要質疑，就是它是否構成對行政原則的破壞。行政審批是指行政機關根據相對人的申請，經審查依法決定是否同意申請人的申請，并授予申請人從事申請名下的活動的資格或權利的行政行為。然而，被“默許”或“自動生效”的申請項目，畢竟沒有經過依法規范審批。這在客觀上等于將行政申請區分為“需要審批”和“不需要審批”兩類，既違反行政審批規定，也使行政審批在部分申請中失效，給公共利益帶來潛在的、可能的影響。

　　正因存在上述潛在風險，公眾更希望在推行超時審批的過程中，政府不是簡單地“將功補過”，而是要徹底查清項目審批超時的原因，并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力求在制度設計上解決問題，而非籠而統之地一概“默許”。

　　沒有問責，就不會有真正的效率。簡而言之，在實踐此項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行政問責比行政默許還更重要。實踐同樣一次次證明，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加快政府機構體制編制改革的步伐，徹底解決政府職能轉變滯后，機構重疊，人浮于事等制度性問題，并由此打造眾望所歸的“服務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