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營：有成功，有失敗，是趨勢

　　38歲的嚴德友剛剛從南京銷售完最后一批葡萄回來，“今年行情好，葡萄出園價每斤四塊錢。”2002年底，張家港長江村要把葡萄園交給小崗人，在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無人承包的情況下，當時在外鄉工作的嚴德友回到本村開始承包，去年葡萄園擴大到200畝。大部分地都是附近村子的，今年初，這些村子也并入了小崗村。

　　已經下架的葡萄園有些冷清蕭條，偌大的葡萄園邊上有一棟單門獨戶的小樓，這就是嚴德友的家，門前停著自己駕駛的小轎車。他說：“除了第一年虧損6萬元之外，其他年份都是賺錢，80畝老園每年純收入20來萬元，新園3年后才有收益。正常年景每畝純收入4000元，是種糧的10倍。”

　　高收益吸引了全村106戶農民散種葡萄368畝。葡萄種植一路順利，是小崗村最成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經營。

　　蘑菇就沒有葡萄那么幸運了。首批來創業的大學生苗娟站在她承包的大棚前介紹，當年市場行情好，一個棚一年約可賺6000元，這也引發了一些村民的效仿。2008年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59個，50個是學生棚，其他是當地農民的。

　　苗娟說，雙孢菇種植的風險很大，今年由于出口受影響，雙孢菇價格大幅下降，加上市場上惡性競爭，龍頭公司故意壓價、欠款，小崗的雙孢菇收益下降，多數人在虧損。

　　養豬更是不樂觀。當初，上海三農公司給小崗村送來了100多頭母豬，并帶動了40多戶農民養豬，但現在這個養豬場只有14畝地，飼養300余頭豬。“現在效益不好。”史學亮說。

　　如今，種糧收益太低。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俊昌給記者算過一筆賬：現在復合肥180元一袋，尿素140元一袋，換算下來，一畝麥子要施60斤復合肥，價108元；尿素50斤，價70元；農藥15元；種子5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不考慮漲價因素，至少要90元，這樣合計333元。按正常年景，小崗平均畝產只有500斤，以新的國家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2元計算，畝收入只有360元，如果遇上病蟲害，多打點農藥就虧損。 再如水稻，底肥(復合肥100斤，180元；尿素20斤，28元)，追肥：尿素25斤，35元；種子40元；農藥60元；農機耕地和收割90元，共計433元。小崗水稻平均畝產800斤，按國家最新的最低收購價每50公斤79元計算，畝收入632元。如果加上電力排灌水的費用，農民依然有可能虧本。

　　當然，這是按照一家一戶作業計算的成本和收益，如果種植規模大、投入的勞動力少，種糧成本才能降低、收益才能增加。“農業必須走產業化、集約化道路。”鳳陽縣委書記馬占文說。

　　工業致富：艱難求索 仍在起步

　　小崗鋼構廠坐落在村頭公路一旁，1000多平方米的車間里零零散散地堆放著一些彩鋼瓦和夾心板原料。車間里只有一個看門的老漢，他告訴記者：“鳳陽縣城的人2007年來投資的，一般按訂單生產，平時都用小崗村的人，最多時要用10來個人。不過現在停產了，但只要生產就能賺錢。”

　　2006年，小崗村投資入股建設一家面粉廠，縣城一個私營企業主投資2000多萬元，小崗村未拿現金，他們以小崗村的商標、幫助辦貸款、協助辦理占用土地手續等為代價折成100萬元股金，投產后村里每年將得到收入10萬元。但這個名叫小崗面粉廠的企業至今未建成，也不在小崗村，而是坐落在小崗村所在的鎮上。

　　大包干之后，曾擔任過村書記和主任的嚴宏昌，一直嘗試興辦企業。1984年，嚴宏昌籌資5萬元，嘗試塑料袋半成品加工，干了3個月，就有人告到上面，說他搞“資本主義”。不久，鄉鎮來人把電線剪了。9年之后，嚴宏昌再次籌資辦起了工藝被、食用菌和米面加工3個企業。經營開始走上正軌，就遭到鎮村干部的阻撓。壓力之下，第二年他忍痛把企業交給了鎮里。

　　2001年，嚴余山用打工積累的錢回到小崗辦了一個防偽瓶蓋廠，企業紅火不到半年，就被人不明不白地炸了，案件至今沒有結果。

　　今年36歲的嚴余山稱自己是小崗村最早出去的打工族，20歲出去打工，現在上海和人合伙辦科技公司。他堅定地認為，21世紀單靠種地是發不了財的，但單純從工業入手對小崗來說也不現實，要在農業做扎實的基礎上發展工業。他說：“小崗一直在蓄勢待發，卻一直未發。”

　　早在2006年，嚴余山就在小崗注冊成立了一家生產節能電器的公司，想把上海公司的訂單放到小崗來生產，但一直未投產。“主要是沒有生產場地，需要15畝地，買地違法不可能，租地時間長了農民不干，農民怕冒風險，不愿出租，此外還涉及農業用地改變用途需要辦理手續的問題。”現在他只能等工業區的規劃批下來，但對此他并不抱太大希望。“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在鳳陽城邊建工廠。”坐在一旁的嚴宏昌說：“農村應該拿出一定比例的地，比如10%，來辦二三產業，要不然只能永遠做農業，永遠受窮。”他的觀點得到了身邊的也是當年大包干帶頭之一的關友江的贊同。

　　小崗村現在自己規劃了一個工業區，計劃占地200畝，但目前還沒有申報。

　　新三十年：解放思想沒有止境

　　2007年，小崗村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達到了6000元，遠高于全國4140元的水平。

　　但外界不少人認為，那是政府大力扶持的結果。沈浩為此解釋：“近5年來，國家各部門總共給小崗村的投入有八九百萬元，主要用于建設路、水、電和農戶家里的下水道、外面的圍墻，還包括村里的辦公場所等。”

　　“縣里沒有刻意把小崗硬往上扶。”縣委書記馬占文說：“把一個小崗村扶得富富的不難，但那樣做是形式主義，對其他村不公平，也違背了當初小崗村大包干時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坐在村書記辦公室里不停地抽著煙的嚴宏昌感慨：“群眾最滿意的是大包干解決了溫飽，最不滿意的是經濟沒有發展上來。”

　　“當年小崗村的成績主要源于解放思想、制度創新。但多年來進步較慢，原因在于群眾小富即安的思想。溫飽解決后，思想、制度上的創新不夠。”沈浩說。

　　今年67歲的嚴俊昌承認：“小崗村離縣城30公里，環境閉塞，過去太窮，這對我們的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都有影響。”

　　記者在采訪中感覺到，小崗人發財致富的愿望其實很強烈，但直面市場的本錢少、本領小、環境條件差，普遍不敢冒險。

　　一位知名的“三農”問題專家曾對小崗村作過深入調研，他說：“這一派當權者干事，另一派說不好。另一派當權者干事，這一派說不好。小崗村長期以來存在著這樣的派性斗爭，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

　　大包干帶頭人之一的嚴立坤至今不能理解：分田到戶后，小崗村很長時間沒有一次黨員會或村民大會能從頭開到尾，各家為自己的利益吵得不可開交，甚至大打出手。

　　據了解，因為改革“功臣”們互不服氣，難成合力，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當年大包干的18戶人家大都輪流當過村組干部。

　　縣有關領導向記者介紹，小崗村內耗太多，宗族勢力太強，影響了發展。當年大包干的兩位生產隊負責人，至今還在爭論當時誰是“一把手”(生產隊長)。

　　為此，縣里派了幾批干部在小崗村擔任書記。“這些人來了就是鍍金，出發點就有問題，干一兩年就走了。這些人把小崗說得一無是處，給上面領導匯報假情況。”曾當過小崗村書記的嚴俊昌提起上面下派干部的事情緒十分激動。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上面派支書，連續派了四任村支書。班子流動性太大，村支書換了七八次。”見過世面、頗有語言表達能力的嚴俊昌認為：“關鍵在領導，沒有穩定的班子就沒有穩定的發展。要有一個穩定的村支書。”

　　2006年底，小崗村又一次摁下手印，這一次是全體村民向省委提出要把任期已滿的沈浩留下來。范迪軍認為，沈浩的觀念和做法與農民之間有相同、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少不同甚至矛盾的地方，在與沈浩的磨合碰撞中，小崗村人變文明了、開放了。

　　一位經濟學家說：小崗村的條件和環境決定，小崗村現在的發展狀況才是正常的，很富反而是不正常的。

　　“小崗村的現狀就是中國中西部地區農村的縮影。”陸子修說。

　　范迪軍認為，小崗村現在嘗試的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這恰恰是廣大的中國村莊可以復制的，小崗的典型性正在于此。

　　今年3月，在上級主導下，小崗村合并了附近的兩個行政村，總人口由過去的470人增加到4800人，土地由1800畝增加到近萬畝。小崗要在各種資源的整合中加快發展步伐。(記者:李仁虎 劉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