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段澤被百姓的歷史，都會有一些刻骨銘心的溫暖記憶--

　　“農村改革發源地”安徽小崗村里，矗立著“大包干”紀念館，記錄著“包產到戶”帶給農民的溫飽。

　　太行山腳下的河北靈壽縣青廉村，農民王三妮在取消農業稅的2006年，鑄造了一尊“告別田賦鼎”；今年，他再鑄“恩惠鼎”，表達對惠農政策的感謝之情。

　　點點滴滴的歷史見證，匯成涓涓細流，貫穿農村改革30年的歷史長河：從“瓜菜代”式的饑餓到溫飽，再到小康；從“皇糧國稅”“三提五統”到免征持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再到給予農民補貼；從城鄉分割到統籌城鄉，進而實現城鄉一體化……

　　沿著歷史的脈絡探尋，農民這些溫暖的記憶源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不斷的惠農強農政策，特別是關于“三農”問題的十個“一號文件”。

　　從大包干分田到戶、專業戶蓬勃而出，到“洗腳上田”辦企業……億萬農民告別饑餓，奔向小康

　　記者來到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家。今年67歲的老漢，仍記得那份摁有18個鮮紅手印的包產到戶合同書：“我們分田到戶……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

　　這份合同書如今被珍藏在國家博物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見證。今年小崗村農民人均收入有望突破6500元，嚴俊昌老漢說：“沒有包產到戶，農民就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國家就沒有后來的發展。”

　　小崗村的突破，具有思想啟蒙、思想解放的重要意義。1982年1月1日，中央發出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總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農村改革，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第一個“一號文件”發出后，有的農民當天到城里書店要買本“包產到戶政策書”。在“農村學大寨”的山西昔陽縣，群眾說：“砸了大鍋飯，磨盤不推自己轉，頭兒不干，咱大家干。”1983年和1984年的“一號文件”又進一步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大包干’后，俺農民吃飽了肚皮，就有了新的想法。最早我和村里一些人偷偷地跑運輸、賣石子、織毛線，有的甚至躲到山溝里辦企業，掙了錢不敢存銀行，整天提心吊膽的。到底允不允許私人買拖拉機和汽車，允不允許私人跑長途運輸，允不允許合伙入股修魚塘按股分紅，允不允許辦社隊企業……大家伙都盼著上面給個準信。”河南省米河鎮小里河村村民張春旺是全省第一批鄉鎮企業家之一，他回憶說：“很快，‘一號文件’給出了明確答案。1983年的‘一號文件’中提出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的‘一號文件’鼓勵發展社隊企業，鼓勵專業戶生產致富，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大家伙一聽，可真提勁！一下子辦起了十幾個大大小小的企業。”

　　在珠三角，在蘇南、溫州，以前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鄉鎮企業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吸納了數以億計的農民“洗腳上田”……江蘇江陰市華西村，今年企業銷售收入預計超過500億元。這個村先后實現了“電話村”“彩電村”“空調村”“別墅村”，想起改革開放前辦企業時“白天關門應付檢查，晚上加班加點生產”的日子，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感慨道：“大發展、小困難；小發展，大困難；不發展，最困難。實事求是是靈魂！”

　　種糧大戶、養雞專業戶、蔬菜專業戶……在農村如雨后春筍，蓬勃而出。“想當年，不讓種花，說是‘資本主義的草’，農民種一回，公社割一回。”在全國最大的花木生產銷售集散地河南鄢陵縣，柏梁鎮的“花王”姚清然回憶說，“1985年的‘一號文件’取消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農民獲得了經營自主權，而1986年的‘一號文件’又強調增加農業投入。隨著逐步取消了對俺農民的指令性種植計劃，花卉種植開始大發展，出現了許多種花、販花的專業戶。”姚清然五兄弟漸漸分工：老二、老三和老四出門賣花當“花商”，老五在家制種育苗當“花工”，老大負責生產仍當“花農”。如今，五兄弟都買了小汽車。

　　農業內部的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闊步發展，又一次帶來鄉村巨變，農民的“錢袋子”開始鼓起來。30年前的一天，江西靖安縣寶峰村農民李科堂用一輛借來的拖拉機把新娘拉回了家。“做夢也沒想到，現在兒子結婚，能用10輛小汽車把媳婦娶回家。”他感慨道，“真像做夢一樣。” 統計表明，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已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從農民建造“告別田賦鼎”“告別田賦紀念碑”，到負擔卡內容的變遷……國家對農民實現了由“取”向“予”的轉折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農村改革始終不斷推進。1986年以后，中央審時度勢，先后就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繁榮小城鎮經濟、深化以保護農民利益為導向的糧棉等大宗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實施糧食最低保護價收購等，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歷次黨代會和全國兩會上，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強調。

　　隨著一次次農村改革的能量釋放和城市經濟的迅猛發展，黨中央清醒地看到：進入新世紀新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突出的是農民增收困難，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續多年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斷擴大。由于農民負擔沉重，部分農區干群矛盾突出。

　　2004年2月8日，新世紀的第一個關于“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公布，歷史性地實施“兩減免(減免農業稅和農林特產稅)、三補貼(糧食直接補貼、良種推廣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著眼于減負增收，自此，一號文件重新鎖定“三農”問題。

　　農村改革探索實現對農民由“取”向“予”的重大轉折。太行山腳下的河北靈壽縣青廉村農民王三妮，自費16萬元，先后鑄過兩個鼎--“告別田賦鼎”、“恩惠鼎”，則是以“多予、少取、放活”為特征的新時期農村改革的生動注腳。

　　“告別田賦鼎”鑄于2006年、正式免征農業稅的當年。銘文仿佛是一段厚重的歷史：“田賦始于春秋時代……1979年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億萬農民富裕起來。乾坤轉天地變。從2006年1月1日起依法徹底告別延續了兩千六百多年的田賦。億萬農民歌唱社會主義好，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我是農民的兒子，祖上幾代耕織輩輩納稅。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后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

　　說起鑄鼎的緣由，王三妮老漢感嘆：“我家7口人、14畝地，以前每年要交農業稅費532元，種田不掙錢。從2004年開始減免，到2006年免征農業稅，種地不但不交錢，政府還給補216元。人要講報答。我是農民，鑄鼎表達感激！”

　　故事并沒有結束。今年王三妮再鑄“恩惠鼎”。十條銘文歷數免除農業稅、各類農業補貼、糧食最低保護價收購、農村合作醫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農民子女上學免費、農民工免費培訓技術等惠農政策。銘文的結論質樸而深刻：“惠農政策給我家7口人帶來收益共5000余元，深感黨和政府對農民的恩惠……”

　　無獨有偶。2007年3月，四川省南部縣保城鄉宋家坪村500余名農民豎立起“告別田賦紀念碑”，碑文記錄著“……二零零六，農稅全免，五百人口，四百畝田，減稅七萬，實惠八方。”

　　沉甸甸的銅鼎和石碑，承載著同樣沉甸甸的情感，透露出一段時期里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矛盾和問題，更凸顯著新時期農村改革五個“一號文件”的分量。

　　2004年至2008年的5個“一號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通過免除農業稅，財政直接補貼農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農民休養生息，重點強調給農民平等權利，給農村優先地位，給農業更多反哺。2006年開始正式全面免征農業稅一項，農民當年減負500多億元，2008年中央財政安排“三農”投入5625億元，創歷史新高。

　　湖北省監利縣新溝鎮交通村八組農民朱建華收藏的14年農民負擔卡，前后對比，折射出“索取”與“給予”之間的巨大差異。上世紀90年代末，監利縣因農民負擔重聞名全國。翻開朱家4.9畝責任田的票據本，不難看出當年狀況：1998年，總負擔1277元；2000年，實繳負擔1514元。

　　朱建華的收藏慢慢發生了變化：2005年免除農業稅，只交291元；2006年總負擔302元，扣除國家發的各類補貼，實際上繳144元。 票據中的“三提五統”“共同生產費”已成為歷史，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等越來越多的新詞兒進入了朱家的賬單。

　　去年朱建華一口氣承包了15畝荒田。他說：“稅改前，負擔重，很多農民棄田不種。現在取消了農業稅，種田有補貼，大家搶田種。”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公布，這個“一號文件”標志著國家明確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轉到農村，2007年的“一號文件”再度強調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俺農民兄弟追求的目標！”河南濮陽縣西辛莊村李連成說。西辛莊村人均年收入超過1萬元，是名副其實的富裕村、文明村和社會主義新農村，李連成總結了這幾年村里的“幾多幾少”--

　　哪些“多”了？家家戶戶的收入多了，敬老愛幼好事多了，新村建設謀事多了，園區投資辦廠多了，農村基礎設施多了……

　　哪些“少”了？村里的土路少了，沒有學歷的農民少了，工廠耗能少了，老百姓的牢騷少了……

　　哪些由“沒”變“有”了？有了農民工培訓大樓；有了一流的教學樓，村里的學生不用出村上學了；村里有了診所、賓館、超市……

　　新時期五個“一號文件”，破解著“三農”難題。農民人均收入進入較快增長期，增幅由2002年的4.8%提高到2007年的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

　　從設立“農民工日”、《農民工之歌》走上春晚，到農民工代表首次亮相全國兩會……億萬農民正在從“城鄉二元結構”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新階段 　　

　　在十七大報告確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方向基礎上，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以加強農業基礎建設為主題，著力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

　　今年3月，全國兩會。分別來自廣東、重慶和上海的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成為中國首批農民工代表，外電評論，這是中國政府傾力解決“三農”問題的又一重要象征。

　　“國家應該制訂農民工休假制度，讓他們回家時錯開春運高峰”； “建議制訂農民女工生育保險。很多農民工姐妹現在懷孕后只能辭職回老家生孩子”；“我主要關注的是農民工待遇問題”……三位農民工的建言、希望，代表著2億多農民工的心聲：統籌城鄉發展。

　　在廣東打工9年的四川農民胡小燕說起從“農村生活”到“城市生存”的轉換，百感交集：“我到城里打工，受過到歧視、遭遇過白眼，最苦的時候一天要上十幾個小時的班，最難受的是辛辛苦苦一年還被拖欠工錢。雖然還有許多不滿意，但是現在政府越來越注意傾聽農民工的意見，在子女入學、醫療保險、社會保障和工資發放等多方面制訂了保障措施，我們融入城市越來越容易了。今年兩會上傳遞出統籌城鄉的信息更是讓億萬農民振奮！”胡小燕一項一項地列舉：

　　--推行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1.5億學生和780萬名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受益。

　　--建立并不斷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擴大到全國86%的縣，參合農民達到7.3億人，大大減輕了農民看病就醫的負擔。

　　--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民納入保障范圍，構筑了農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線。

　　2007年6月，重慶和成都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統籌城鄉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使農村居民、進城務工人員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各個方面平等的權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和同質化的生活條件。一場統籌城鄉差別、平衡城鄉利益的變革開始了破冰之旅。

　　成都市建立起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將全市戶籍人口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農民逐步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就業、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權利，“城里人”和“鄉下人”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而重慶市確立每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天為重慶“農民工日”，到2020年，全市計劃逐步引導1000萬農民工及家屬進城變市民。

　　成都市錦江區三圣鄉村民曾華美在城里買了125平方米的花園小區房，全家都搬到城里住了。她說：“我們那里的許多農民有的做花卉生意，有的跑運輸，都在城里安家落戶了。”在重慶南岸區，有4000多名農民工住進了政府興辦的農民工公寓，來自潼南縣玉溪鎮的劉紅光說：“過去16個人擠在街邊的塑料布棚里睡大通鋪，一人一米多寬，天上下大雨，里面毛毛雨；現在住在公寓里，生活設施一應具備，一天才收1元錢，真是咱農民工的家！”

　　2008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廣廈重慶一建公司的農民工合唱團唱響《農民工之歌》--“身上沾泥花，臉上掛汗花，為了一個夢啊，進城闖天下，昨天我是農民，今天當工人哪，城市的新主人意氣風發……”

　　歌聲，唱出了億萬農民的溫暖記憶，也唱出了對明天的憧憬和希望！(記者　劉健　張軍　宋振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