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多處地方刮起了問責風暴，大批政府公職人員被問責，一系列官員因為重大的責任事故或引咎辭職，或被免職。

　　這一次問責風暴中，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主動辭職，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被免職……這確實讓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中央從嚴治吏的決心，也給了其他干部一個很大的震撼和教育。

　　雖然問責風暴不能完全避免責任事故的發生，但責任事故的不斷發生，又不能不讓我們去從問責風暴中尋找原因。在問責風暴中，由于問責不夠徹底，使得問責風暴的威懾力大大削減，這是大多本可以避免的責任事故不斷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我國對“問題官員”問責不徹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對責任追究的后續監督不夠透明，許多“問題官員”在辭職或者被免職之后，似乎就從媒體和公眾的視線中消失了，他對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透明度不夠；二是保留了被問責官員的待遇，只要沒有追究刑事責任，被問責官員多數情況是級別、待遇不變，工資照發，僅僅是暫時沒有了職位而已；三是被問責官員的復出缺乏科學的制度，使辭職、免職成了“避避風頭”、“休息一下”，稍后卻另有任用，甚至被提拔；四是缺乏必要的回避制度，一些“問題官員”即使在被免職后，卻依然可以大肆利用其在職時“培養”的資源。

　　在西方國家，一般把公務員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務類官員，他們需經過公開的競選和選舉，勝者得以任職，并有任期限制；一類是事務類官員，即負責處理日常行政管理事務，他們需通過嚴格考試、競爭擇優而得以錄用，可終身任職。無論哪一類公務員，一旦問責，無論是辭職，還是被免職，一切原有的待遇、享受都要取消。對于政務類公務員，即使圓滿結束任期，也不能享受在任時的待遇，僅僅能夠依據法律規定獲得一定的禮遇。在這種背景下，引咎辭職這種不成文的規定，在西方卻成了最強大的自律教育。而我國，公務員沒有政務官和事務官之分，做官的風險不大，即使是加大了問責的力度，威懾力也是十分有限的。

　　當問責風暴刮起的時候，人民群眾給予了掌聲；現在，問責制度應該逐步走向深入，問責風暴應該刮得更加猛烈一些，那樣，人民群眾的掌聲也會更加熱烈一些的。(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