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媒體能及時介入對事故的報道與獨立調查，如果民眾的舉報能得到足夠重視，如果讓職工家破人亡的企業主和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的官員能無例外地被曝光，瞞報自然就會少下去。

　　10月7日，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說，山西省婁煩尖山鐵礦發生的垮塌事故，從8月1日發生事故，到9月17日，他們所得到的數據始終是遇難11人，但當初國務院事故核查指導組成立后，短短一周時間，就查明死亡失蹤人數，目前已找到遇難者遺體41具。他們“肯定懷疑這里面有瞞報跡象，目前還需要證據證實”。

　　對重大安全事故的黨紀、政紀責任，在每個年度里都被三令五申。在法規層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里的“政府信息”，當然包括重大安全事故信息；這里的“信息公開”，當然是指“及時的”、“真實的”信息公開。瞞報或謊報不但不是公開，而且還很可能涉嫌犯罪。兩年前，刑法修正案(六)專門對此作出規定，在安全事故發生后，負有報告職責的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應該說，對重大安全事故中的瞞報與謊報，現行法律已經有了較充分的制度應對。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發現重大安全事故中的瞞報與謊報。從婁煩垮塌事故的調查中，公民的舉報和媒體的獨立調查顯然還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

　　據《瞭望東方周刊》此前的報道，記者通過艱苦的走訪和逐個核實，得到了一個遇難和失蹤41人的大名單，這份名單曾在網絡中廣為流傳，相關部門卻抱持著遇難11人的初始數據，拒絕采取任何核查行動。有記者又依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向地方政府乃至直接向國家安監總局舉報，仍沒有促成事故調查和數據核實，更遑論問責。

　　人們今天之所以能知道“婁煩垮塌事故”的部分真相，很大程度上源于9月17日高層領導在“有博客刊登舉報信反映8月1日山西婁煩縣山體滑坡事故瞞報死亡人數”有關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政府和國務院“9·8”特別重大事故調查組調查核實。(人民網10月7日電)事實證明，來自媒體的獨立調查結論較之地方官員上報且咬定的數據更為可信。這本是運用利益回避的常識就可以判斷得出的，地方官員因與事故責任緊密相連，因而他們天然具備瞞報與謊報的利益趨動。國家安監部門對任何來自事發地的事故調查結論，都應抱有一定的懷疑，并通過多種信息渠道校驗和核實地方的事故結論，以力避所有可能的瞞報與謊報。

　　擺在高層領導和相關職能部門面前的，是同樣的證據材料，同樣的網絡信息，來自同一家媒體的獨立調查。從職能上，理應是相關職能部門及時發現疑點，主動展開核查，結果卻是由高層領導體察細微，從懷疑出發作出了重要批示。問題在于，人們如何保證每一次的公民舉報信息，都能放到高層領導的案前？

　　昨日的發布會上，黃毅對記者拋出了三句硬話：誰敢以身試法，就讓他身敗名裂；誰讓職工家破人亡，我們就讓他這個企業聲名狼藉；誰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我們就對他頭上的烏紗帽不負責任。其實，如果媒體能及時介入對事故的報道與獨立調查，如果民眾的舉報能得到足夠重視，如果讓職工家破人亡的企業主和對安全生產不負責任的官員能無例外地被曝光，瞞報自然就會少下去。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