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期間，乘車數百公里趕回村里“行權”的打工村民屢見不鮮。村民自治越來越不是個“擺設”，成為中國新的鄉村治理結構的重要推手

　　1987年夏，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課堂上，一位學者講道：“千萬不要鄙視農民，農民的民主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比你們大學生還要高得多！”

　　這個結論頓時讓課堂嘩然，它幾乎受到所有在座者的質疑。自然，在我們這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度里，“農民愚昧無知”幾乎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如果誰持有異議，就好像不懂得某種社會常識一樣。在這種氛圍中，所謂“農民缺乏自治能力”的結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推行和各地富有創意的實踐，徹底改變了包括本刊記者在內的許多人的偏見。

　　在農村基層調研時，在許多村民的炕頭上、田溝里、井沿邊，他們誠懇地告訴記者，在農村改革中，農民最渴望“兩票”：口袋里鈔票要多起來，手中的選票要起作用！尤其是30年農村改革使村級資產得到很大積累后，村民們越來越渴望選出他們信得過的“當家人”。

　　在選舉期間，乘車數百公里趕回村里“行權”的打工村民屢見不鮮。村民自治越來越不是個“擺設”，其正在推動中國形成新的鄉村治理結構。

　　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自下而上進行的制度創新的話，那么村民自治則是自上而下進行的一種大膽的民主實踐。

　　一部在農村反響巨大的法律

　　1987年11月24日，是一個值得中國農民永遠銘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農民的第一部基層自治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獲通過，當時的國家主席李先念頒令該法于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試行。

　　在這部法律通過之際，當時主持制定該法的彭真委員長就極富遠見地指出：8億農民實行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對于掃除封建殘余的影響，改變舊的傳統習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也許，人們并不像彭真那樣一開始就意識到這部法律的政治含義。在安徽農村采訪時但許多縣鄉干部告訴記者，在農村，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像這部法律那樣引起如此巨大而廣泛的社會反響。雖然，圍繞這部法律曾形成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見：城鎮居民對村民自治能力不信任，而村民們自己則充滿渴望與信心；縣鄉干部害怕村民選舉“搞不好會添亂”，而記者訪問的村民則相信，他們有能力解決可能出現的難題。而20年的自治實踐、在農村改革中日漸提升的村民綜合素質，正在逐一打消社會上疑慮的目光！

　　越過種種爭論，農民群眾的實踐正在和法律的力量緊密地結合起來，中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伴隨著法律的有效貫徹而發生著一場深刻的變革。

　　本刊記者在安徽潁上縣古城鄉田間，問幾個正在耕作的村民。

　　“大家對選舉看得重嗎？”

　　“咋不看重呢？選出有本事的人，把村里搞得紅紅火水，大家都得益。選不好，會出敗家子。大家把選票瞅得越來越重，爭得厲害。”

　　問到村民們希望從村級民主中得到什么。村民們七嘴八舌地熱烈討論，內容可歸納為四點：一是選舉出有德性、有能力的村干部；二是建立村民們平等參與、“一碗水端得平”的村務決策程序；三是健全全村可以監督的財務制度，財目上墻、筆筆清楚，杜絕各種漏洞；四是建立村民們人人平等、互相幫助、自我約束的村莊管理制度。

　　盡管1982年修訂的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已經規定村民委員會為村民自治村組織，但村民自治實踐的濫觴，還是由《村委會組織法》的試行才正式開端。1988年，試行村委會組織法的當年，全國就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93個縣進行貫徹此法的試點工作。

　　1989年9月初，遼寧省政府在鐵嶺市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那里開展民主競爭、直接選舉村委會干部的經驗。當時的鐵嶺市委書記“親自操刀”，制訂細則、組織實施。各縣都組成了精干的班子協助村民，在遼寧開創了村主任競選的成套經驗。與此同時，地處北部邊陲的黑龍江省青岡縣，更是在全縣233個村子全部實行了民主競選村委會干部，農民因第一次有了“票權”而雀躍。

　　一組組生動的鏡頭，讓那些質疑農民自治能力的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民主既沒“超前”也沒“亂套”

　　有人說，中國農村沒有自治的傳統，這實在是極大的誤解。以湖南省為例，遠的不說，僅新中國成立前，不少農村地區就成立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禁山會”、“禁洞會”等群眾自發性組織，盡管組織較為松散，但規定的獎懲條例是很明確的，執行起來也很堅決。只要偷砍樹木，必然受到懲罰。在群眾自治下，許多山區林木長盛不衰，有些地方甚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秩序井然。

　　時至今日，隨著農村改革向縱深推進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農民群體自治的渴求可以說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一些專家認為，農村改革后，基層民主的進程與改革進程出現難得的“三同向”：家庭承包制的實施使農民安居樂業，與農民的民主愿意出現同一指向，餓著肚子時民主的熱情會低一些；義務教育政策實施使農民文化素質提高，與自治能力增強出現同一指向；國內政治環境的穩定與農村民主的所需，出現同一指向。正是這種“三同向”，夯實了村民自治深厚的基礎。

　　1988年底，福建省南平市在進行村委會換屆選舉試點時，村民自發形成競爭現象。當時，試點工作經過宣傳發動，剛剛進入提名階段，爐下鄉田頭村就出現了新鮮事——30多位村民聯名推薦陳金滿等5人擔任村委會成員，要求組成新班子。

　　這30多位村民寫了一封《致選舉工作小組的公開信》，信中說：“幾年來，我村的干部作風和工作方法是不能容忍的，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嚴重的。但改革之風給我們村帶來了希望，迎來了換屆選舉工作。為了改變村里面貌，我們鄭重推薦陳金滿等5位同志組成新一屆村委會班子。”與此同時，5位提名人也制定了一份“三年工作規劃”，醒目地張貼在村部門口，請求村民審議和支持，并拿出8000元作為風險押金。

　　他們的大膽舉動，引起了村民的極大關注，村民奔走相告，議論紛紛。有的干部認為，這是“超前民主”，亂了套；有人擔心地說：“這樣搞下去，誰想當干部就當，還有沒有規矩？國家下達給村里的任務還要不要完成？”

　　對田頭村民主競選，南平市委等領導則給予了肯定。結果，提名推薦的村民拿著5名候選人制訂的三年工作規劃走家串戶，介紹人選情況，爭取選民支持。最后，5位候選人全部當選，陳金滿564票，以78%的多數當選為村主任。

　　1990年6月，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兩周年之際，本刊記者曾專門到石家莊市下轄的4個縣作了調查。記者發現，最早按照村委會組織法進行民主選舉村干部嘗試的大都是那些經濟貧困、矛盾復雜、干群關系緊張的地方，一些村的選舉有“逼上梁山”的味道。當地黨委、政府也寄選舉以治亂、治窮的期望。

　　獲鹿縣(現鹿泉市)西薜莊是個小村，曾辦有化工廠、窯廠和采石場等集體經濟。然而，由于村干部的進取心差、私心重，短短幾年就將集體經濟揮霍一空，群眾對此強烈不滿，因此就不交售糧食和各種提留款，最后鄉里不得不動用警力違規進行收繳。

　　為了解決西薜莊的班子問題，鄉里先后兩次動大手術，但時間不久就又癱瘓了。無奈之下，鄉里才傾聽群眾的呼聲，進行村委會選舉，鄉里不干預選舉結果，誰得票多誰就上，否則就下臺。這樣，群眾信任的班子終于產生了，很快扭轉了村里局面，面貌煥然一新。

　　村民自治中，農民關注的焦點是村干部選舉，并把此作為村民自治的集中體現。農民尤其反感的是傳統的“指選派選”。他們認為，既然法律規定由群眾直接選舉，上級就不要定框框；民主自治是大好事，但不讓民主選舉還談什么民主、怎么搞自治？

　　一些反對村民自治的人最擔心的也是選舉。他們認為，目前農村情況復雜，宗族觀念、計劃生育等工作產生的種種問題較多，如果直接選舉會給基層政府的工作帶來被動，甚至有些事情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但是，實踐是最好的見證人。1990年6月，本刊記者在石家莊市調查時了解到，獲鹿縣銅冶鎮南銅冶村委會副主任劉妙云當過11年村黨支部書記，后來年紀大了主動要求當村委會副主任。多年來，他不知干了多少得罪人的事，不管是誰，用宅基地哪怕是多占一厘也被他逼著退回。村干部有一點不軌行為，他也不肯放過，曾有兩任黨支部書記因貪集體資產的小便宜，硬是被他告了下來。按照一般人的觀點，他很可能落選，然而，實際情況是每次選舉他得票最多。

　　劉妙云說：“老百姓最講公正。我秉公辦事可能得罪幾個人，但卻贏得了大多數人的擁護，反之我如果徇私情，可以贏得極少數人的歡心，卻得罪了大多數人。在選舉中，有些人確實搞過小動作，想把我整下臺，但這些人為數極少，興不起風浪。”

　　1998年，試行了十年之久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終于刪去了“試行”兩個字，指導中國鄉村社會民主選舉的綱領性法律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隆重出臺。一年后的6月11日，依據修訂后的法律，溫州遼東村村民啟動了全國首例村民罷免村官的程序。一個名叫潘洪聰的村委會主任，提前結束了自己的任期。

　　以“推進”解決“前行中問題”

　　2002年夏天，一份關于做好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從中央下發到各個省、區、市。據報道，這是近年來第一份全面規劃村委會選舉的中央文件。當年秋天的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歡迎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而安徽省試點“一票直選”等“草根民主”的創新方式，更是廣受矚目。安徽省蕪湖市今年在全國率先捆綁試點村委會選舉三項改革，既無候選人“一票直選”、觀察員制和定崗選舉制。在這個“三合一”選舉現場，本刊記者被村民們“參政的激情”、候選人慷慨動人的演講、選舉程序的莊重井然深深感染。村民汪菊霞揚著手上的紅色選票快人快語道：“這個人選我已經和家人討論幾天了，我們就想選那些看得起農民、能為我們辦實事的干部。不要那些看不起人，打著官腔的花架子干部。”

　　雖然汪菊霞不識字，但她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監督選舉的觀察員，將他拉到一邊請觀察員幫助其填好選票。她認真地說：“這一票是我的民主權利，我可不會輕易放棄。”

　　民政部發布的一項中國村委會選舉工作進展報告顯示，目前中國的村委會選舉已經走向“常態化”，進入“平穩期”。選舉模式，也正經歷從“有候選人選舉”到“無候選人選舉”的變革。從2005年至2007年，全國已有17個省份試點或較大規模實行“無候選人選舉”。其中，上海、浙江、廣東和重慶已經將其列為主要選舉方法之一。

　　安徽省民政廳基層政權處處長周大群指出，“一票直選”適應當前中國大量農民外出務工、不愿耗費太多時間投票等情況。這降低了選舉成本，節約了選舉時間，進一步擴大了選舉透明度，是適應中國基層現實需要的民主模式。

　　周大群等有關專家認為，村委會選舉也是中國民主的“生長點”，“細胞改革”的點滴推進是中國民主進程的直接反映。“在中國最基層的農村，人口素質相對較低的農民群體中，都可以創新出這么多民主經驗，老百姓參與民主的熱情都如此高漲，那么在中國民主的空間和范圍應該更廣闊，老百姓享有的民主應該更充分。可以說基層民主改革是推進中國民主的‘星星之火’”。

　　村民自治實行的時間還不長，在具體執行中也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一些問題，但這畢竟是前進中的問題。正如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司長詹成付打的比喻：“就像有了汽車，就一定會有交通事故一樣，我們絕不能因為有了汽車交通事故，就禁止開車，甚至毀掉汽車，而是要想辦法防范交通事故。”

　　(本組報道：本刊記者張先國郭奔勝王立武葛如江參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