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清楚地記得，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召開。自那時起，許多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改變。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員。

　　全國首次選拔100人出國留學，當時我已經38歲了，從頭開始攻第二外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國家給我們這么好的機會，怎能退縮？通過了德語這一關后，我順利前往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現在回想起來，深切感到，1978年，真正帶給國家一個“科學的春天”，給廣大知識分子開辟了廣闊前景。

　　求學海外期間，“振興中華，責無旁貸”這八個字一直激勵著我。在德國，我是第一位獲得博歇爾獎章的中國人，我覺得，榮譽不僅僅屬于個人，也屬于祖國和這個時代。

　　1981年，作為中國第一位電子學女博士，我回到國內。幾年后，我在東南大學創建了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并擔任了第一任系主任。在我47歲時，開始擔任東南大學校長，我深感重任在肩。在東南大學的10年里，我深切感到黨和國家對科教事業越來越重視，投入越來越多。在科研上，國家建立了自然科學基金，創立了基金申請制度。這樣我才能在建立新學科時申請到了自然科學研究重點基金，用于生物分子電子學的基礎研究。

　　任國家教委副主任期間，我分管高校科技、外事留學等工作。當時國家教委建立了國家留學基金會，實施“春暉計劃”，支持留學、鼓勵回國。我發現，國力增強了，科教事業發展了，留學人員回國的越來越多。

　　2001年，教育部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共同倡導、發起和推動的“做中學”科學教育改革實驗，是促進我國幼兒園、小學科學教育發展，實現素質教育目標的一項重大教育改革計劃。我參與倡導并具體實踐這一項目，不僅獲得國際兒童科學教育獎，還承擔教育部小學科學教育國家標準的修改任務，推動國家早期兒童發展政策的研究。

　　回首30年，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個人的命運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的春風，就沒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