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9月，多位中高級官員在襄汾潰壩和“問題奶粉”等重大安全事故中因問責而辭職或被免職。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我國建設責任政府的力度不斷加大，官員非正常“下馬”的現象將不斷增多。然而，近年來有些官員被問責后又很快復出，而復出的程序又不公開透明，致使社會上議論紛紛。人們在肯定果斷問責的同時，對這些官員被問責后“復出”的程序也比較關心。

　　在一些地方，官官相護已成為官場通病，而“問責”，不過是一個象征性的動作和平息眾怒的權宜之計罷了。等事情過去，群眾的不滿情緒平息之后，被問責者往往官復原職——要么異地做官，要么平調到其他崗位。對這種官場把戲，群眾深惡痛絕。

　　當然，并不是說，對于“問責官員”就該一棍子打死，永不起用。人們只是要求，其復出的過程應當公開、透明，讓大家看個明白。有法學專家指出，如果官員復出過程不公開、不透明，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也在形式和過程上，破壞了公眾對政策的信任感，弱化了問責，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

　　目前，我國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官員問責制度，現在應盡快建立官員復出機制，使官員復出制度化、規范化。在什么情況下、什么人可以復出，復出的原因是什么，都應該明明白白地公之于眾。因為這些人被免職或辭職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成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那么，當他們復出的時候，也同樣要有個對公眾告知的程序。(符玉瑤）